双月刊

CHURCHCHINA

2014年5月第3期 总第47期

May. 2014

www.churchchina.org

1. 目 录

宗派与宗派问题反思

03 卷首语

04本刊编辑部/ 你怎么看宗派？

14大卫•多克里/ 如此众多的宗派：宗派制的兴起，衰落与未来

29 9Marks/ 牧者论坛：宗派的存在有价值吗？

32约翰•派博/ 纯粹的基督教意味着消除宗派之分吗？

35霍  或/ 宗派与家庭教会的神学、牧养及建制转型

44本刊编辑部/ 我信圣徒相通——就宗派问题访谈几位前辈

56亦  文/ 跨宗派主义的中国内地会与宗派问题

65陈  彪/ 真理与合一

73提摩太•凯乐/ 处境中宣讲古旧常新的福音

封三

81 基要派——现代派谱系一览图：北美部分宗派与神学院

2. 卷首语

对中国教会而言，宗派既陌生也不陌生，既是新问题，也是老问题。1949年以前，中国教会是有很明显的宗派现象的。一方面，宗派教会在宣教植堂、教育和慈惠事工中扮演重要角色；另一方面，某些宗派教会由于神学上的偏差和组织结构的僵化带来很负面的影响。而且，不同宗派背景的教会怎样在真道上合一也是所面临的挑战。此后，中国教会经历了几十年的特殊时期，又进入一种普遍的无宗派状态。有人认为，中国已经进入后宗派时期（暗示进入了更进步的时期）；有人认为，这是神的工作，使众教会合而为一，不再走宗派的路。但问题是，没有宗派形式，不代表没有宗派现象，甚至有人评论，每个人（指教会领袖）都是一个宗派。这样实际在合一上也面临很大的挑战。就如一些同工所忧心的，很多中国家庭教会都处在各自为政的状态，即使有些合一的尝试，有时也显得不得要领，有的虽然形成大的团队，但在神学、牧养和治理上却面临难以解决的问题、难以突破的瓶颈。这时，虽然以往四十年来中国家庭教会经历福音的复兴，但当教会进入神学、牧养和建制转型的关键时期，很多教会深深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也渴望从历史上具有较成熟的信仰告白、牧养和治理体系的宗派传统中得到帮助。因此，对于当今中国家庭教会而言，宗派问题既是容易带来争议的问题，也是不应该回避的问题。那么我们应当怎样看宗派？宗派对于中国家庭教会是传福音、建造教会以及教会合一宣教的绊脚石还是助力？或者换个角度说，宗派的存在有价值吗？又有哪些需要避免的问题？我们期待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既促进弟兄间的深入交通，又为家庭教会的建造和成熟带来帮助。

3. 你怎么看宗派？

文/本刊编辑部

编者按：前不久，就宗派问题，我们邀请了几位牧者一起座谈，请他们谈一谈自己对宗派的看法，包括宗派有可能导致的误区，以及宗派传统对于当代中国家庭教会的价值和意义。

本刊编辑部（以下简称编）：谈到宗派，我们首先需要一些概念上的澄清。按照雪莱的《基督教会史》[1]，用宗派（denomination）这个词来描述某个宗教团体的说法，大约是在1740年流行起来，当时正值约翰·卫斯理和乔治·怀特菲尔德领导的福音复兴运动的早期。但这个理论本身是在此前一个世纪由一群英格兰和美洲的清教徒激进派领袖们几经讨论后得出的。

因此，真正的教会宗派理论建筑师是17世纪的独立派（公理宗），他们在威斯敏斯特大会上（1642-1649年）代表了少数派的声音。这些持异议的弟兄们将教会宗派理论归纳为几项基本真言：

第1， 鉴于人没有能力始终看清真理，对于教会的外部形式，观点上的差异是不可避免的。

第2， 即使这些差异没有涉及信仰中的基要真理，他们也是不容忽视的。每个基督徒都有责任实践他所相信的圣经教导。

第3， 既然没有一个教会最终和完全掌握神的真理，那么任何一个单一的教会结构都不可能完全代表真正的基督教会。

最后， 单单分离这个事实本身并不构成分裂。在很多要点上存在区别，但在基督里联为一

体仍是可能的。

因此，宗派制（denominationism）与教派主义（sectarianism）是截然不同的。教派（sect）声称惟独它具有基督的权威。它认为自己是基督的真身；它拥有全部的真理，而其他派别则一概没有。因此根据定义，教派具有排外性。相反，宗派一词是一个包容性的术语。它意味着，用一个特殊名称称呼或命名的基督教团体只不过是一个更大团体即教会的一员，所有宗派都属于教会。

这可以从历史的角度，给我们提供一个概念的背景，那么，您怎么看宗派？

高保罗：我从两个方面看宗派，一个是正面的，一个是负面的。正面性在于：人都是有限的，宗派表达了我们的限制。我们对圣经的理解和认识，还有对教会的治理，都是有差异的，从初代教会之后这种多样性就开始逐渐形成了。比如说保罗所带领的教会和彼得所带领的教会，它的差异很明显，往后这个多样性越来越突出。所以，每个教会都有差异，有时候宗派是自然形成的，而非刻意要高举什么东西。

我认为宗派的负面性在于，宗派会对人有控制，或者是人为的东西过多，或者是宗派主义。宗派主义就是认为自己是最正确的，排他，这是属于负面性的东西。中国家庭教会走到今天，实际上大家鼓励的是无宗派，这更多是为了避免宗派的负面性，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而且，这个倾向也与中国文化有一些渊源，中国文化是家族性的文化，中国人的思考方式也是从家族利益的角度去思考，不太有社会的概念，这可能使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宗派并对宗派产生强烈的抵制。还有一点可能跟中国目前的国情有关系，大家担心一旦有了宗派会不会被打压，会不会伤害到别人。我觉得，这些都是对宗派认识的局限性带来的。

雅各：我觉得宗派的形成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教会本身有合一性，教会和教会之间要联合起来，这样的话教会历史上就有三种制度：一种是主教制，金字塔式连在一起，第二种是长老制，相互约束连接在一起，第三是独立教会。独立教会虽然说是无宗派，其实也是个宗派。第二个原因是神学立场，圣经内容太丰富了，所以不可能每个人都有统一的立场，基要部分大家都会比较一致，但是对有些问题会有不同的看法。所以，宗派也是自然导致的结果。

古道：确实，从教会历史来看，宗派是自然的，不是人为刻意制造的。宗教改革以后，马丁路德与慈运理希望合一，但是因为对圣餐的观点不同，他们没有办法合在一起，所以自然就产生信义宗和改革宗。后来又有了圣公会。所以宗派的形成是自然的。

我也觉得，宗派的形成是必然的。为什么呢？因为有三种教会，一种是认信教会，第二种是礼仪性的教会，第三种是经验性的教会。像天主教看重仪式，是礼仪性的教会；灵恩派更多的是经验性的教会；改革宗是认信性的教会。所以信仰的根基对教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信仰的内容是我们的核心，如果大家在信仰上不同，很难走在一起。而且历史也证明，大家确实没有办法取得完全一致。既然不能完全一致，那就凭着信仰良心，按照自己所领受的、所信的去服事，这必然会产生不同的信仰模式、不同的信仰生活。其实现在除了中国教会以外，全世界的教会绝大多数都是在宗派里的教会。我们中国教会才两百年，而这两百年里面，没有宗派也是在1949年以后，1949年以前很多都是在宗派里面，包括聚会处。所以宗派是一个自然的必然现象。

宗派的存在可能让人感觉到基督的身体被分裂了，但这是感觉，真正在宗派里面的人不会这样想。比如说浸信会和长老会虽然称自己的领受不同，而且都认为自己的领受才是更符合圣经的（如果认为自己领受的不对就不会在这个宗派里），但也都承认对方是主的教会，是基督的肢体。另外，我觉得宗派其实是有益于合一。圣经上说，我们合一是在真道上同归于一，离开真理是没有办法联合的，如果领受很不一样，根本没有办法联合。而借着宗派能使有共同信仰告白的人完全地联合在一起，这个联合是很真实的联合。这对教会是很有益处的，避免教会孤立、自行其是、一盘散沙。那么，对各样事工的联合开展也是有帮助的。

其实每个人都有对圣经的领受，如果借着一个宗派能够把这些领受规范到一个信仰的规范里面来，对教会是非常有帮助的：有信仰的规范，有完整的制度。反过来，如果没有信仰的规范，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领受去生活，教会就会分成无数个孤岛。所以中国教会虽然今天表面上看没有宗派，但其实是很不合一、混乱的状态。因为教会和教会之间几乎没有关系，从信仰到生活都不合一，合作也都是表面上的合作。真正更深的内在的合一几乎没有。所以，我觉得没有宗派反过来会对教会造成极大的伤害。表面上看是合一的，其实是更深的不合一。中国教会没有宗派，是历史因素造成的，这不是大公教会的一个特点。我不觉得中国教会将来或者能开拓出一条新路，我觉得我们应该跟着大公教会的潮流走，不要自己走自己的路，因为这条路是神带领教会走过来的。

高保罗：我觉得如果没有宗派的话，我们的信仰就是捆绑在一个人身上的。这个教会的信仰到底是什么，要看这个教会的带领者是谁。某某教会什么信仰？我们不知道。那带领者是谁？某某。哦，我们认识他，所以我们对这个教会开始有信任。信徒们若是把自己的信仰捆在带领者身上，这是极危险的：带领者若是离开了，可能这个教会就没了；带领者若是犯错了，整个教会就都走错了，没有标准。这个时候教会也开始高举恩赐主义、个人魅力，突出个人领导的权力。渐渐地，教会开始越来越边缘化了。实际上我们走的是自我边缘化的路。

有了宗派不一定就分裂教会，其实有了宗派让我们更谦卑，看到别的宗派的长处；有了宗派让我们更合一，更相爱，也接纳其他宗派。我们要表明我们的神学立场，不能把神学立场拆了，神学立场是我们建造教会的基础，如果没有神学立场建造教会就常常会偏离，不能拆了神学立场去搞合一。但是我们也要去包容、接纳别人，愿意跟其他与我们信仰不同的教会一同合作。我觉得这是好的。

岩铎：我觉得形成宗派不是为了跟别的持守福音的教会形成某种区别，实际上是为了约束自己。在教会内，使教会服在一个信仰告白、一个治理制度之下；在教会间的关系中，也使这个关系脱离我们的任性。我愿意把宗派理解为有制度和规则的教会团契，它跟别的教会团契的区别就在于它不是自发地而是自觉地服在制度和规则之下，那么无论是教会内的行动还是教会间的行动，都是在有规则的情况下进行的。我觉得宗派确实是为了能使彼此间进入更紧的联合。

男女之间交往叫恋爱，不高兴了可以分手，但是进入了婚姻就意味着彼此有明确的责任的约束，而且，使这个决定长久地在一生之中成为彼此的责任。我们知道无论在教会内还是教会间的关系中都可能任性，那怎么办呢？用我们经过历史考验的、也被众多爱主的圣徒承认的信仰告白和制度来约束自己，服在这个约束下。不知道为什么有人认为宗派的产生是出于骄傲，实际上宗派是意识到自己不行才产生的。如果觉得自己很厉害，会觉得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任何事，而形成宗派是意识到自己不行，不能任性。

祈恒：大家刚才一直在讨论现实中的教会，然而，教会其实也有理想中的教会。从地上看，我把使徒们牧养的教会，也就是使徒行传中的教会，看做是比较理想的教会。使徒们牧养的教会，肯定是没有宗派的。比如在哥林多城，没有哥林多长老会、哥林多浸信会，只有哥林多教会，如果在哥林多有了宗派，我觉得保罗会处理这个问题。从永恒看，在天上的教会肯定是没有宗派的，地上虽然存在、天上却要消灭的东西，肯定不是必须的。所以我认为宗派本身不一定是必然的，也不是说非得这样，宗派的形成是基于人性的软弱，而不是圣灵的引导；是教会的悲哀，而不是主家的丰富，这是我的看法。

宗派的形成是不得已的，比如路德、慈运理与加尔文，他们对圣餐礼的看法实在是不一样，因而分道扬镳。但若三位没有自己的软弱，都能按正意理解主的圣餐，那根本就不会有三个意见。因为对圣餐礼看法的不同，让改革者们分道，甚至互相定罪。我相信这因圣餐礼而导致的分裂，不是圣灵的意思，更不能用丰富性来形容，这实在是人的软弱与短见。因改革者们的观点不同，他们的跟从者们又努力强调与别人不同的部分，慢慢地形成了宗派，所以我认为宗派是人性软弱所导致，而不能说是圣灵主动做成的。

我相信没有人否认如果中国教会只有一个教会，那是最好的状态，没有宗派是最好的状态。当然你可能认为我是理想主义者，太不现实了。但我认为屈服于现实，放弃争战是可怕的。不管谈什么，如果太注重现实而忽略了圣经本身，这是有问题的。我认为宗派本身是教会的堕落以及人性的软弱和败坏在历史当中形成的一个东西。

比如哥林多教会，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是让保罗伤心的。一个人走在宗派里面的时候，他很难避免宗派主义，想避免是非常艰难的。所以，我认为宗派至少不是圣经期待的，也是天上没有的，它是堕落的人在历史当中产生的一个东西。如果能够打破宗派，这是教会奋斗的目标，纵然很难做到，但是我觉得主耶稣基督的期待是这样。地上打不破天上也会打破，不断地打破宗派，大家更多地在一起交通、分享，慢慢形成合一，一起往理想状态努力。

有人认为只有在宗派里才能做清晰的信仰告白，我以为这观点很奇怪。认为在宗派里面才能够有信仰告白，这根本不是圣经的观点。圣经本身是有信仰告白的，因为这些信仰我们才是一个团体，才叫教会，教会本身就是信仰告白的彰显。那怎么能说只有在宗派里面才能表达信仰告白呢？我认为这是概念上的混淆。从一开始就是信仰产生教会，信仰告白恰恰是为了表达跟别人的分别和自己的领受才建立的，初代教会的时候我相信是有信仰告白的，很清晰。

虽然我从不认为宗派是好的，但我更反对走独立教会的路线。今天有很多传道人，不加入任何团契，也不加入任何宗派，走所谓独立教会的路，其实把自己放在了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试探里。圣经中从没有一个城市里出现很多互不来往的独立教会的现象。

因此，我觉得独立教会肯定是可怕的，独立教会就是一个人一个宗派。所以，如果神允许宗派存在的话，也还是为了软弱的人性而允许的，为了避免更大的软弱，许可了这个软弱。

岩铎：我同意祈恒的一半观点，今天宗派的存在确实是因为人类的软弱和堕落，但是我跟他理解的区别在于，我认为宗派是为了压制和约束这个软弱和堕落带来的恶果，而不是为了满足这个软弱和堕落带来的私欲。

祈恒：我觉得这个理解挺好的。

约翰：我们谈初期教会的时候，通常忽略一个事实。当时一切事物都处于起始阶段，还不是完成体，因为使徒们传下来的教义还没有被彻底辩明。使徒时代之后一直到教父时期，教会逐渐形成了五大中心教区，其中耶路撒冷教区已经不再像使徒时期那样在辩明教义的事情上发挥决定性的影响力。东方和西方的文化存在差异，安提阿学派和亚历山大学派存在差异，甚至一些学派中的领军人物，例如特土良、俄利根，最后还被定为异端。到了宗教改革时期就更不用说了。教义的发展是付出非常多的代价之后，才到了如今的地步。从教会的实际历史的角度来讲，真理的问题是争议不断，许多人倒下去，也有许多人又被建立起来，我们仍然需要等候上帝最终的判断。如果我们把地上每个时期的教会都统称为教会，而不是说某个阶段的教会不是教会，上帝并未同在，或者说那个阶段是被上帝抛弃和咒诅的时代，那么整体教会的历史其实是充满了分裂、失败和错误的。我们现在使用的宗派这个词，好像是18世纪开始流行，但如果把它放在整个教会的历史当中，宗派现象是每个历史阶段都普遍存在的现象。

所以，我们至少不能轻言中国教会可以克服这个软弱，甚至主张中国教会已经克服了这个软弱。宗派的产生无论是因为人的软弱，或者是必然，或者是由于不可避免的恶，总之，谦卑的人不能轻言自己能够克服。中国教会的长辈们并没能克服宗派的产生。高举反宗派旗帜的人，居然带来了更大、更不容易与普世教会合一的宗派。在我看来，聚会处虽然批判宗派，自称没有宗派、没有圣职，却是最大的宗派。因此，我想在处理宗派问题的时候，要立足于实际的教会历史，不要把中国教会和教会两千年的历史分离，因为中国教会是其中的一份子。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态度上，我们可能需要更多的谦卑。目前传统的中国家庭教会面临着分崩离析。他们实际上具有宗派的内在机制，他们当中的一些领袖、一些事工机制，其实是发挥着类似宗派的作用。

三自会的神学出于政治目的，提到信仰的核心（他们不谈福音的核心，只是提到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就是使徒信经和尼西亚信经，只要承认以上两个就可以了。但是，努力辩明教义的过程是贯穿整个教会历史的主线，如果没有这种辩明的努力，就不会存在我们今天的教会。在中国的处境里，三自会正是大谈合一、反对宗派。实际上中国教会一直存在两种道路，我们怎么解释这种现象呢？如果没有家庭教会长辈们努力辩明教义的努力，今天还会存在家庭教会的道路吗？

宗派通常会有一种对圣经真理的系统化的理解和表达，一般称为信仰告白，以及与此相符的涉及建立教会的具体牧养和管理的基本规范。这是宗派的基本要素。没有人是为了建立宗派而辩明真理，而是在辩明教义以及探讨如何建立主的教会的过程中，建立了宗派。中国本土的异端很多，外来的异端更多，如果一直采取“只要信耶稣，什么都可以”的态度，教会实际上不太容易形成一种比较有效的抵制异端的力量。所以我觉得先不要考虑宗派非宗派，建立一个稍微有规范和强制力的团队，以有效防范异端，是势在必行的。一是在真理上需要有系统化的规范，因为系统化本身能够比较有效的防备异端，二是教会在组织上有一定的责任机制。这里又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我想教会的软弱都是从传道人的软弱开始的，那么，教会之间的联合体建立一个合乎圣经的规范，就是从消极的角度去限制传道人的软弱了。

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要留给下一代什么？我们的长辈在监狱里坚持信仰，我们能够效法吗？即使立志，目前的大环境不同了。他们完全不顾家庭到处巡回布道，我们如何效法他们的牧养方法和精神呢？我们从他们那里领受了什么？我们要留给下一代的又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一个有魅力和能力的传道人，他能留给教会什么呢？在我的观察中，有魅力和能力的传道人，虽然可以建立很多神国的工作，但是他给下一代的影响也可能是极具破坏性的。例如，士师记中的基甸。没有人像基甸一样以那么少的代价带来超乎寻常的胜利，他给以色列人带来了四十年的太平，但是王权的问题、同族相残的问题、偶像崇拜的问题也都是他留给后代的祸根。我们能给下一代留下什么呢？我们如今能够稍稍辨明我们信仰的立场，是欠了宗教改革时期的改革家以及后来的信心先贤们的债，这些先贤们把改革精神贯彻在教会对圣经的解释、神学的系统化以及具体教会治理中。正是因为以往这些圣徒的努力，今天我们才有可能知道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何处。仅仅留下个人的信仰和道德榜样，可能会让我们的下一代面临与我们这一代同样的困境：我们需要从头建立神学和牧养的根基和规范。难道每一代都需要从头建立基础吗？以基督和使徒为本的神学和牧养，需要时常重建根基和规范吗？

最后，教会一直面临的问题，是教会征服世界，同时世界也征服教会。特别是目前的中国社会正在经历剧变，许多问题同时出现，纠缠在一起，一个牧者难以独自面对并且有效指导信徒。有一个可见的群体会好一些，独立的教会要面对太多的挑战。事工上也是这样，需要一个互相支持、互相约束的群体来面对目前多变且汹涌的社会潮流。在这种意义上，教会联合起来本身是非常有意义的。在这个基础之上再考虑怎么联合，这个联合的过程会有哪些弱点，我们极力要避免什么，极力要追求什么。在对于这些问题还没有达成共识的情况下，冒然谈论宗派，大家可能会执着于各自的体验和观察，探讨可能会演变成互相之间的争执，而不是谦卑又谨慎的交流。

编：我听到祈恒说天堂没有宗派的时候，我想也许我们可以从末世论的视角来认识宗派问题。天堂的时候是神的国最终成就的一个状态，那时同时伴随着我们的身体被改变，带着一个新的形体进入新天新地。如同我们今天的身体是有限的，是会朽坏、软弱的形体，教会在这个世界中作为基督的身体存在也是有局限性的。“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林前13:12）所以，我觉得我们认识宗派的关键在于：将宗派问题全部看成是由人的罪带来的，还是看成是由于人的有限性（例如对真理认识的有限性）会形成的一种现象？当然有时也可能掺合着罪的问题，但从这种人的有限性来看会有很大的不同，这可以帮助我们看到，在现今阶段宗派可能有的正面意义是什么。

将来到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得见主的真体，那个时候没有眼泪，没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但如果有人强调说现在就得见主的真体了，我们现在就没有眼泪，没有疼痛，如果有疾病的话，这肯定不是神的心意，肯定是因为有罪：我们把这个称为过度实现的末世论。那么，我们今天若追求现在就能够实现或者进入一个没有宗派的、天堂里一样的完全一致的合一状态，是不是也有过度实现的末世论倾向？另外，从教会历史看，当天主教在相当的范围内实现大一统的时候，恰恰也把教会带入一个黑暗时期。相反在改教运动以后，恰恰在大家持守共认的信仰要道又尊重信仰良心的时候，教会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经历多次大复兴的时期。所以我想，最初威斯敏斯特这些持异议的弟兄们，他们强调的第一点：“鉴于人没有能力始终看清真理，对于教会的外部形式有观点的差异是不可避免的”，是不是这个看法更合乎中道？同时他们强调的第二点：“即使这些差异没有涉及信仰中的基要真理，也是不容忽视的，每个基督徒都有责任实践他所相信的圣经教导”，这是不是对我们今天的时代也是非常切中肯綮的？

今天不会有人再强调我们要像天主教一样实现大一统，但今天人们同时也反对宗派，这样，实际形成很多的独立教会。这个时候讲到合一，就可能有一种危机：我们所满足的合一的基础是把信仰最约略化以后形成的，而这个时候就缺少威斯敏斯特这些持异议的弟兄们在第二点所强调的，就是我们在这个最约略化的合一基础之外可能有不同的观点，但是我们认为这个也很重要而愿意在信仰中实践和持守。如果我们为了合一，而忽略很多问题，说这些问题不关乎福音的核心，所以不重要；那么，当我们在教会事奉中持这样观点的时候，是否恰恰使教会处在信仰越来越简化的状态？此时面临这个时代的很多思潮及异端冲击时，我们很容易缺乏抵御之力。这是另外一个危机。

高保罗：我同意，我们在思考宗派的时候，一定要从已临和未临这个角度来思考，这个已临和未临之间的张力，我们不能把它模糊了。

祈恒：不支持宗派本身不代表支持独立教会。我最反对的是独立教会，我觉得那个是教会的最大的伤害，比宗派危害还大。选宗派不是因为宗派好，而是我们没有办法。但是这个不代表不奋斗，就像是罪是我现实解决不掉的，但这不代表我就要与罪妥协，我要与它争战，那是我必须的。我去过韩国的教会，一个村子里有几个教会，而在我的老家一个乡就一个教会。我认为任何一个村子里出来三个教堂这对外邦人都是说不过去的，不管你怎么讲这叫丰富，他们会觉得这是丰富？所以，我觉得奋斗目标是一直要奋斗的，一直要祷告的。天主教要悔改，东正教要悔改，基督教要悔改，这是我一直要祷告的话题。还有就是长老会、浸信会要看到哪些是重点，哪些是可以放下的。大家慢慢努力，慢慢追求，大家一起祷告。我认为神的恩典永远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一定胜不过我们的软弱吗？我觉得不能有这个假定，如果有这个假定，面对巨人的时候就会放下枪。我觉得现实跟目标虽然有差距，但是奋斗目标不能放下。

还有论到初代教会的犹太人和外邦人，其中一直是有张力的，但我觉得使徒们一直在批判这个张力，保罗的每一封书信里都说到这个。彼此接纳，一起吃饭。如果分开的话，我想保罗肯定特别反对。他要克服这个。不能把这个和宗派联系起来。

高保罗：内在的和外在的需要有一个区分。在一起吃饭毕竟是外在的，而保罗要解决的是福音的问题。保罗在抵挡矶法的时候，他是看到这个行动与福音不合，还有使徒行传中奉割礼的割礼派。其实，我们积极地看宗派的话，它是对信徒的保护，就跟围上篱笆是一样的。围上篱笆不一定意味着你不跟邻居来往了。

还有一点是我们常常把联合和合一混淆。今天很多的教会喜欢联合，联合是在一起做一个事工，事工没了，这个联合也就没了。但合一更多是在宗派里面的，因为圣经里说“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这个就是说我们对真道的认信的理解。所以今天讲彼此相爱、彼此接纳的时候，往往是以拆了根基作代价的。

岩铎：而且是以跟原来更深地委身的团队分裂为代价的。

编：威斯敏斯特会议中持异议的弟兄们也有一个看法：“单单分离这个事实本身并不构成分裂，在很多要点上存在区别，但是在基督里联为一体是可能的。”刚才祈恒提到初期教会中的犹太人和外邦人以及使徒时期没有宗派，确实使徒时期没有宗派这个理论或者宗派这个词，但是使徒时期是不是有犹太教会、外邦教会的分别？除了核心信仰（使徒宣道这个核心）之外，他们有一些各自认为是对的并去这样履行的观念。对于犹太教会来讲，他们继续持守摩西律法中的一些礼仪律（但不能违背福音），这是允许的，而且这也已经成了他们教义和礼仪上特点。同时，使徒在耶路撒冷大会定规外邦教会不需要持守这些，只要达到几条就可以，这也可以被视为外邦人教会的教义和礼仪特点，我觉得这已经形成宗派特征了。

但同时，他们又不是分裂而是合一。既接受人的有限，而且持守一些特别的规范，又认为我们可以合一。

祈恒：差距是他们是在一个屋子里，我们是在两个屋子里。

胡西缅：确实，我们对圣经的认识需要经过教会历史的传承，也就是说“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弗4:13），圣灵在教会历史上所做成的工作是借着教义体现出来的。而无宗派对圣经的认识是从自己开始的，这就会造成刚才说的对一个传道人或著名传道人的个人崇拜，这引发很大的问题、很大的软弱。从教会治理的制度来看，新约圣经除了以耶稣基督为唯一的元首、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你们要彼此顺服等这样的规定以外，也没有明确的吩咐，所以在教会治理上采取怎样的制度，我认为是可以根据牧养的现实情况来决定的。所以不同的时代，教会确立一些不同的治理规范。因此，我觉得无论是为了在治理上合而为一，还是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历史的传承给我们的不单是借鉴，还可以直接学习。教会历史的优良遗产，尤其在宗教改革以后，常常是借着宗派来传承的，因此，无宗派确实会脱离两千年大公教会的传承，我想这是大家都可以看见的。我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发现我个人不是无宗派的，但是我也同意祈恒谈到的，圣经的要求是完全不能达到的理想吗？主耶稣祷告说“使他们都合而为一”，只能说这是主耶稣在祷告中，盼望他再来时才能成就的事吗？我想不是。他既然这样祷告，他的恩典临到众人，这事是可以成就的。当然这句“使他们都合而为一”，被很多宗教混合者、统一者误用。但是无论如何，主耶稣确实这样祷告过，我们不能放弃也不能忘记主的话语。主的话语显明主的心意，主的心意是使我们都合而为一，并且命令我们要彼此相爱。十二个门徒的观点差异极大，但是主命令他们彼此相爱。所以我认为我们既应该传承教会历史上对圣经的认识，实际上是对真道的总结，或者称为教义，同时也能够保持和自己观点不同的弟兄有切实的相爱、有不断绝的联络。

首先是联络，以弗所书讲联络讲得很多，宗派被人诟病的地方是它使人强化自己和弟兄的不同，高举自己和弟兄的不同，如果能从根本上避免这一点，那就好了。我觉得积极的方式就是要联络。两种情况下这种联络会受到破坏，一是教义中的细节被强化，甚至写成法律文件，成为信条或者要理问答中的一部分，这样的话是无法跟别人沟通的。刚才大家谈论人的软弱，实际上正是因为这软弱，如果弟兄跟我不同，并且他将不同强化为法律文件，我和这样不同的弟兄交通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使徒保罗命令我们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众教会合而为一的心。（参弗4:2-3）“众教会”是我加上的，因为我根据上下文看确实是指着众教会说的，不是单指着以弗所教会的众圣徒说的。如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那就需要“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在真道上同归于一”会保守这个联络，破坏这个联络的就是强化我和弟兄的不同，甚至强化弟兄和我的不同。所以，当我们说我可以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和与自己不同的弟兄对话，这确实也仍旧是忘记了人的软弱，实际上，你一旦强化了不同，你自己不愿和弟兄、弟兄也不愿意和你有效地沟通。所以，面对这个问题，我觉得在一个区会里面，在对基要的有关救恩的真理上保持一致的前提下，应当保留一些差异，包括对教会治理的很多方式保持宽容，我认为这是合神心意的。

约翰：一旦形成一个宗派，宗派内的教会和同一地区的外宗派教会的联络会减少，我们得承认这个事实。区会组织或者宗派组织建立之后，在它的计划或者目标里，也很少存在对同一地区其他教会的扶持或合作。这是宗派广受批评的一个原因。

高保罗：我是坚决地支持宗派，但是我反对宗派主义。

胡西缅：还有一个问题，总会的问题。如果设立全国一致的体系，而不是弟兄区会和弟兄区会之间的彼此相助，那这个总会和别的团契的沟通会受到极大的拦阻，因为他有治理的强化，对差异的强化。实际上家庭教会在八九十年代复兴的时候，有大合一也有大分裂，这个大合一实际上是由于一些老仆人的联络，在基要真理上、在道路上、在敬虔的追求上基本一致的教会形成了很大的团契。一直到现在也有一些大团契不是以宗派的方式存在的，是以团契的方式存在的。比如某地方的一些团契，我就觉得他们各方面比较一致，实际上从教会治理架构来看是长老制。一开始是主教制，现在走向长老制。

安德烈：但是那个并不理想，因为在一起并不等于合一，而且自发的变不成自觉的，没有办法传承。

高保罗：总会不意味着一个常设机构，它是一个会议，其实平时日常的运作是靠区会来运作的。总会是一个会议机构，它会定期地一年一次，或者是异端出现的时候有特别的聚集，它不是常设机构。你看使徒行传15章，那是一个大会，当犹太基督徒和外邦基督徒之间出现问题的时候，保罗把这个带到大会里面。总会是一个会议。

胡西缅：我也赞同这种会议式的交通，如果不同的区会之间有美好的圣徒相通，甚至一年一次或两次的聚集，在重大教义上保持一致，甚至也可以彼此劝惩，这实在是美好的事情。区会的法规应该赋予这个权力，我们都是平等的，但是我们可以有这样彼此责备对方罪恶的权力。这个制度确实有效地防范人的软弱。实际上我们的骄傲自大是在于否认传承，如果否认传承，那就是极大的骄傲。但一定要和与自己有所不同的弟兄交通联络，这是非常要紧的一件事。

安德烈：我觉得应当在教会观里来理解宗派。我从两个方面来看，都跟树有关系，耶稣也用树来比喻他的教会。第一个是根托着枝子；第二个是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

根托着枝子，这个根在耶稣那里，教会观从耶稣传给了先知和使徒。所以先知和使徒建造耶稣的教会，但是各人应当谨慎怎样在根基上建造。但是在根基上建造的过程中你发现：同样从一个根开始长，却长了各种各样的枝子，有的枝子是需要修剪的，有些枝子是能够结果子的。这种分离的状况是主做的，还是人做的，还是主许可人做的？我认为这是教会在发展的过程当中的一种状态。但对于这种状态，你不能说它是自然状态，也不能说它是必然状态，甚至我们也很难说这是主的意思，虽然这一切都在他的手中掌管。但根本问题在于，当我们说自己没有宗没有派、只有耶稣只有爱的时候，很可能会忘记自己的信仰是从哪里来的，宗派起码可以让我们思想自己信仰的根是扎在哪里，这是宗派的一个特征。所以，你可以把宗派比做教会无知孩子的托儿所，也可以把它当成教会淘气孩子的拘留所（人的工作太强的时候，会形成一个非常强烈的宗派，又在中间走很多的弯路，甚至一直走不出来）。所以无知的时候，上帝也用这种方式保守教会，免得我们偏离更远。宗派不是一个完全的名词，但它是不是一个我们要一棍子打死的名词，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

从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的角度来看，宗派是一个奇怪的名词，而且是一个人谈起来容易产生矛盾的名词。因为宗派有好果子也有坏果子，超宗派、无宗派有好果子也有坏果子。中国家庭教会其实有很多时候是无宗派的果子。然而，无宗派的果子怎么做宣教？达不成真正的默契和合一。我们在一起不一定意味着合一，因为没有神学的规范，那个合一是松散的，不是内在的合一。所以，宗派能帮助我们内心里面警惕疏忽真理的倾向，或者在讨论中更新一些我们本以为是对的道理。无宗派有一些无宗派的好处，它起码立的墙头不是那么高，来往的、联络的可能性更大一点。我们亮宗派往往就是在门口亮标签，当我们这样亮的时候人们就不来了，谈话的机会就少了，但是如果你不亮，异端也来串门。所以这是在发展中教会的痛苦。当然有理想教会，但我们在发展的痛苦当中的时候，我个人认为，宗派有上帝的许可在，你要承认现在的宗派，待在宗派里面，尽量地寻求那个理想中的教会。

岩铎：我还想补充一下。讲到对宗派价值的体认，可以说，当一些教会在共认信仰的基础上形成有制度和规则的教会团契，有以下一些好处：

1）共同在纯正的福音神学里面彼此监督和教导，以此一起持守信仰的纯洁和完全。

2）共同抵制防范异端和偏差。

3）以更规范的方式按立圣职。

4）更合宜地实行对于牧师和教师等传道人的教导、训练和给予必要的约束，并在出现罪恶和差错时有效地劝戒和惩处。

5）在单间教会难以担当的事工上彼此扶助，建立联合事工，并且指导和协调各单间教会参与的共同事工。

6）使信徒和同工都能在本会受到不合理的裁断时有机会上诉更高级会议，以保证教会权威更公正，更明智，免受单个人的任性和偏见左右。

编：这些很值得深入思考。总体而言，这次一起谈宗派和宗派问题，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些观点上的差异，这好像是中国家庭教会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看法的反映；但是我们又可以在一起交通，甚至在一些基本的方面有共识，并且合一地往前走，这也是神恩典的一个反映。感谢神，也谢谢你们的分享。

4. 如此众多的宗派：宗派制的兴起，衰落与未来[2]

文/大卫•多克里（David S. Dockery）  译/陈静  校/煦

在本文我们将会讨论宗派制的兴起和衰落，美国福音派的形成以及这些历史变迁对美南浸信会和全球福音派信徒来说可能意味着什么。我们将对各宗派的发展做一个社会学和史学上的回顾，然后我们将展望二十一世纪可能显露的趋势。我邀请你与我一起尝试思考这些重要事项。不过，首先，有一个诠释性的说明：我既是一个浸信会的福音派也是一个福音派的浸信会成员，我同时承认这两种身份。然而，有时候，似乎你所选择的字眼当中的名词比形容词更重要。本章的形成更多出于浸信会福音派成员的认信而不是福音派浸信会成员的认信，这会导致本章的重点略有不同。但是，到了结论部分，你会看到在阐释某些含义的时候我不可能完全避免“福音派浸信会成员”的视角。

让我们从查阅以弗所书4:1-6节的经文开始，并以此作为我们思考本文内容时的背景。

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洗，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

引言：一个内部的对话

2010年1月的一次盖洛普民意调查，询问美国人对宗教和宗派身份的重视程度如何。结果显示，美国人当中认为宗教和宗派身份重要的人数似乎降到了历史最低点。在这个国家里，宗教身份和宗派身份似乎在逐渐淡化。在本章我将勾画一个粗线条的轮廓，这样我们就不至于陷入细节，但是我想要帮助大家看到我们如何落到了今日的境况，以及我们的出路可能会在哪里。

2009年年中，在今日基督教网站上有一则消息称，在1990年美国有大概20万基督徒把自己看做是“无宗派”人士。到了2009年这个数字超过了800万。

今天，大多数人认为宗派制正在衰退。在某些方面这可能是件好事，在其他方面则未必。问题在于：从十六世纪以来一直带领基督教新教（Protestant Christianity）的宗派结构，如果它走向衰退，那么在二十一世纪，什么能够带领基督信仰继续前行呢？我们如何回应我们周围的变化？且慢，在急于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回顾一下我们的宗派历史，看看各宗派的起源。所以，我们需要尝试寻找历史的连接，看看今天的境况是如何形成的。

在1987年，神经学家奥利弗•萨克斯出版了一本名为《错把妻子当成帽子的男人》的书。萨克斯博士描述了一种患有神经系统疾病的病人，他们的特点是严重的失忆症，这是一种综合症，患这种病的人在任何时刻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治疗师不知道这些患者为什么在完全迷失的状态下四处游逛。由于失去了记忆，这些人迷失了自我。我担心美国基督徒正处在失去希望和身份的边缘，在一种类似的情况中迷失方向。对许多人来说，问题不是疑问太多而是记忆丧失了。基督教的历史正像一段记忆的链条，我们需要重拾链条中那些漏掉的环节。

回溯到十八世纪，在第一次大觉醒期间就已经有了一种向非宗派身份发展的运动。那个世纪里的先锋是乔治•怀特菲尔德，第一次大觉醒期间伟大的布道家，他的故事正是我们今天发生的事情的前身。1740年，当他在费城布道时（他的布道以戏剧化著称），高呼：“先祖亚伯拉罕啊，谁和你一起在天堂里？有圣公会的人么？”回答是“没有。”“有长老会的人么？”“没有。”“有独立教派的人士么？”“有浸信会的人么？”“有卫理公会的人么？”“没有，没有，没有。”“那么谁和你一起在天堂里？”回答说，“我们不知道你所说的这些名字，这里全是基督徒。”“神帮助我们忘记宗派的名称，并且成为有真理、有行为的基督徒。”

一个世纪以前有个叫托里（R. A. Torrey）的人，他是一个叫“基要主义”的栏目的主要编辑，怀特菲尔德的信息与他的宣告非常相似。这位编辑称自己是一个“圣公长老公理浸信会信徒（Episcopresbygationalaptist）”。对许多人来说，这种称呼仍旧有代表意义。鲁益师（C. S. Lewis）在描述宗派问题时说到，如果不是在相信独一真神和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的人面前，我们就没有必要讨论宗派的分歧。因此，本书中的讨论最好被看做是内部的，家里人之间的讨论。

宗派制度的历史

宗派这个词的意思，来自拉丁语，原指“命名”。对某些人来说宗派是一个具有负面意义的词汇。理由是在圣经中没有建立宗派的命令，然而，宗派在基督教历史中是教会结构和教会组织的承载体，对那些因着共同的信仰和经历走到一起的人为之努力的事业起过重要作用。宗派在历史上为教会、慈善工作、宣教团体和教育机构提供了督责制度、连接性、连贯性、结构和组织。

基督教历史上有三大宗派：罗马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本文主要讨论的是新教的传统，新教始于1517年，当时马丁•路德在维腾堡教堂大门上张贴了他的九十五条论纲。

我们都知道基督教内部的宗派数量远远超过三个。有成百上千，甚至成千上万个宗派。让我们快速浏览一下各个运动的发展过程。

早期教会

早期的教会比我们今天所经历的教会更加统一。特别是在第四世纪和第五世纪的大公会议之后，基督徒们更是走到了一起。从公元325年的尼西亚（Nicaea）到公元451年的卡尔西顿（Chalcedon）之间一共有四次大型的大公会议。主教们用强有力的领导能力和组织方式使教会具备整体感。但是，到了1054年，东部和西部出现了一次东正教（Orthodox）和罗马天主教（Roman Catholic）之间的分裂，这次分裂已经酝酿了一段时间，具体分歧是在对圣像的使用和教皇的无误性上有不同意见。1517年，新教（Protestantism）进一步从天主教中分离出来。

宗教改革

我们追溯到1517年新教诞生的时候，在那里我们看到一个拿着木槌的僧人，他看起来似乎没有想要开宗立派的意图；但是，这正是马丁•路德把他的九十五条论纲钉到维腾堡教堂大门上时的情景。从那时开始，宗派逐渐繁荣起来。当这场运动在16世纪早期的德国蓬勃发展起来的时候，临近的瑞士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马丁路德和慈运理（Ulrich Zwingli）走到了一起，想看看他们能否将这两个通常被称为德国宗教改革和瑞士宗教改革的运动合成一体。他们在很多事情上达成共识，例如三位一体，耶稣基督的人性和救赎的本质。没有发现任何显著的分歧，但是，当他们讨论到各自对圣餐的理解时，他们分道扬镳了。从这次分离开始，宗派分裂不断激增，不仅有跟随路德的信徒，跟随慈运理的信徒和瑞士再洗礼派（Anabaptism）信徒，还有跟随约翰•加尔文的信徒以及其他团体。在英国发展出了“第三条道路”团体，就是众所周知的英国国教（Church of England）或称英国圣公会（Anglicans）。尽管所有这些群体在基本教义上没有什么分歧，但他们无法在某些关键性细节上达成一致；围绕着那些导致分歧的关键点，新兴运动层出不穷。

随着这些运动的发展，人们开始担心基督的身体会越来越支离破碎。路德和加尔文的追随者菲利普•梅兰希顿（Philip Melancthon）和马丁•布策尔（Martin Bucer）开始质疑宗派的激增。他们重新发出合一的呼吁，提醒周围的人：大家都拥有同样的信仰，都承认尼西亚信经的宣告：“我信唯一、至圣、至公、从使徒传下来的教会。”但是基本上无人理睬他们的呼吁。

十七世纪：宗派分裂加剧

十七世纪的清教徒（Puritan）运动并没有缓解局势，反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果新的运动在十六世纪的新教改革中开始起步，那么到了十七世纪随着清教徒试图净化教会，强调讲道和体验性基督教（或称清教徒所谓的体验性宗教），这些运动开始加速发展。

从清教徒（Puritans）或者分离主义者（Separatists）中分离出了新的团体：浸信会（Baptists），公理会（Congregationalists），长老会（Presbyterians），和贵格会（Quakers）。到了十七世纪，教会看起来似乎是这样的：使徒们创建的教会从新约时代开始发展到1054年，然后天主教朝一个方向发展，东正教朝另一个方向发展；路德宗和改革宗的发展各不相同；而英国国教发展出了“第三条道路”。从英国国教内分离出来的群体都有各自不同的航向。

十八世纪：大觉醒

大觉醒在十八世纪的欧洲和美洲兴起。卫斯理宗（Wesleyans）或称卫理公会（Methodists）也从这些运动中发展出来；这些人是受到约翰•卫斯理和查尔斯•卫斯理的影响，这二人讲了成千上万篇道，也写了成千上万首赞美诗，其中许多歌曲传唱至今。约翰•卫斯理是一个天才的组织者，他对方式方法（method）的强调导致“卫理公会”这个名词的出现。

十九世纪：大复兴

在十九世纪早期有几次大复兴，包括在肯塔基州由巴顿•斯通（Barton Stone）和亚历山大•坎贝尔（Alexander Campbell）带领的甘蔗岭（Cane Ridge）复兴，这场复兴引发了通常所说的恢复运动（Restoration Movement）；我们有时把这场运动产生的宗派称为基督教会（Church of Christ）和基督信徒会或基督会（Disciples of Christ）。圣洁运动（Holiness Movement）也是一场产生分离的更新运动，这场运动使宗派格局显得更加错综复杂。每个团体都尝试肃清之前的东西，以恢复运动为其最终结的一轮，它寻求回归到新约时代。他们都宣称他们绝对不是来自天主教、路德宗、圣公会或者改革宗，宣称他们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某种更纯净的东西上，一直追溯到新约时代。

二十一世纪：圣灵和恩赐

在二十一世纪又兴起了一场运动——五旬节运动（Pentecostals），五旬节派的人把他们的起源追溯到堪萨斯州的托皮卡（Topeka）（虽然类似的事情在南加州的阿苏萨街差不多同时发生）。在二十世纪初期，这个教派没有得到任何一个宗派的认可，但是现在大多数人认为他们已经成为美国基督教界以及世界基督教范围内成长最快的运动。

二十一世纪初的现在，圣洁运动已经演变到五旬节运动，对每个团体“特色”的强调已经导致不平衡——过于强调我们的分歧而不是我们的共性。

宗派特色

罗马天主教强调圣礼和传统。东正教突出礼仪和奥秘。路德宗以神的话语和信心为中心。长老会坚定依靠神的主权。圣公会关注围绕《公祷书》进行的敬拜形式。浸信会把经文、归信和洗礼放在优先位置上。贵格会呼吁要有内在的光，而卫理公会宣称要有一份发自内心的宗教。圣洁运动强调敬虔和与世俗分离。恢复运动者探索新约教会的根源，而五旬节派渲染圣灵的能力和表现。

如此之多的团体，如此丰富的特色，如此众多的分歧。我们能否说这些都符合以弗所书4章中关于“一主一洗一信”的宣告？上述的每一种主要团体当中都存在着数十个不同类别，所以今天在这个国家以及世界范围内有成千上万个宗派。有些人已经放弃想要弄清楚这些东西的尝试，厌倦了历史和承传的问题。

如此众多的宗派

然而，因着乔治·怀特菲尔德的强调，正如我们所指出的那样，第一次大觉醒是朝二十世纪声名鹊起的普遍的福音派迈出的一步。在二十世纪早期，人们对理查德•尼布尔（H. Richard Niebuhr）的重要著作所做的回应证实：对许多人来说，“如此之多的宗派”确实是一个问题。这件事反映出当今的主流思想认为宗派制度作为一个整体是失败的；甚至有些人竟然说宗派制度是有罪的，容易引起纷争和有害的东西。许多人承认分门别类，特别是没有必要的分门别类是没有益处的。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尼布尔所说的“宗派制度代表基督教的道德失败”所表达的更多的是对社会学差异和每个宗派内部的族群认同的关注，而不是对教义差异的关注。[3]

神学上的差异

人们通常认为神学上的差异会帮助人们理解和定义各个宗派。但是，神学问题，如加尔文主义和阿米念主义，并不是看待各个宗派的发展的唯一视角。某些教义上的不同侧重点确实难以彼此融合。也许理解宗派差异的较好方式不是去问谁是加尔文主义者，谁是阿米念主义者，或者谁是前千禧年派，谁不是前千禧年派，而是从教会体制、教会组织方式、教会结构和教会治理方式这些视角去关注我们的不同。

教派体制

历史表明，长老会、圣公会和浸信会全都不同程度地承传了加尔文主义，但是他们治理教会或区会的方式却大不相同（而且，实际上还存在着阿米念派的浸信会和阿米念派的长老会）。我们认为主教派（Episcopalians）或圣公会（Anglicans）的治理是自上而下的一个等级结构。长老会有区会（synods）和/或总会（general assemblies）从外部加以领导，以及作为教会成员的长老从教会内部实施裁决和领导。公理会（Congregationalists）和浸信会（Baptists），因着他们各自对自愿事奉和信徒皆祭司的强调，建立了某种更像是从下而上的领导方式。体制看起来绝对是理解宗派差异如何形成的首选。

礼仪规范

不过，还有一种方式，就是通过礼仪和敬拜的窗口来了解宗派的发展。罗马天主教主张圣餐变质说（transubstantiation），而路德宗对圣餐的说法是基督的同在并没有“在”饼杯中，而是“围绕和笼罩”在饼杯上。长老会回应路德宗说，基督的灵与我们同在，但不是路德所描述的那种方式。

很多浸信会的成员回应说圣餐主要是纪念性地回顾耶稣的受死。贵格会反对上述一切说法，并且根本不举行圣礼或仪式。宗派之间的主要分歧延续到教会组织、仪式和圣礼上；例如我们如何理解洗礼：是点水礼还是浸水礼？几滴水或者少许水是否足够成为洗礼？无论我们是从教会组织、社会运动、神学侧重点、体制或者敬拜这些视角去理解我们的不同，这些同样以基督的名为名的人中间的确有很大差异。

社会学视角

也有人建议将社会学视角作为理解宗派生活的最佳角度，他们观察到有三大类教会，东方教会（东正教），罗马教会（罗马天主教），以及英格兰教会（圣公会）。其他的每一个教派团体，都被看做是从上述教会中的某一个里面分离出来的新宗派。路德宗是从罗马教会分离出来的，浸信会是从英格兰教会分离出来的，然后一直一直继续下去——同样的故事在不断重演。

但是，这些脱出来的所谓净化的团体、更新运动，当它们自身也变成宗派结构时，圣灵的工作似乎往往就有所减退。当这些运动从“宗派弃儿”转变成社会上“担负责任的宗派”时，关注的重点似乎转移到了组织结构上，这会导致官僚主义倾向并且往往就远离了圣灵的工作。

雅罗斯拉夫•伯利坎（Jaroslav Pelikan）已经敏锐地观察到在组织架构（带领基督教工作的必要载体）和圣灵的运动之间总会有一种竞争。过于强调圣灵或者过于强调组织结构都会导致某个方面的错误。[4]在我看来，美南浸信会(SBC)对复兴大使命的呼召与此类似，这是一个以圣灵更新的工作来平衡组织结构的呼召。我们已经追溯到十七世纪看到了宗派制的起源。然后我们看到了清教主义和敬虔主义运动，从这些所谓的更新运动的内部引发了新的宗派，带来了新教宗派数量的激增，所有这些宗派似乎都在寻找更加纯净和更加符合新约时代的基督教。

美国人眼中的宗派制

然而，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宗派制像福音派一样基本上是美国独有的现象。这不是因为宗派只能够在美国成长和增加，而是因为在美国所拥有的自由给宗派提供了空间，使其可以扩张、繁荣，并从母体中分裂出来。现在我们发现我们的宗派如此众多，几乎难以计数。宗派制和福音派一样，最好是理解为一种在美国发展出来的东西。

不幸的是（我是小心翼翼并且带着一些战兢的心来说这样的话）我认为这种发展更多导致了基督教美国化而不是美国基督教化。因此我们需要以一种新的方式思考宗派问题。我们需要重新思考能够在二十一世纪带领基督教运动前行的架构。回首十八世纪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在当时的殖民地上只有三个主要宗派。几乎所有人不是公理会成员就是长老会或者圣公会成员。这三个宗派的人数占到了当时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五。但是到了1850年，这“三大”宗派的信徒数在人口总数中的比例已不足百分之二十。在这个时候有两个新的宗派产生：卫理公会和浸信会。特别是在南部和中西部地区，这两个宗派的人数增长已经超过了其他团体。在独立战争期间，卫理公会诞生时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可是到了美国内战时期它已经成长为这个国家里最大的宗派。

这还没有算上在十八、十九和二十世纪来到美国的各种民族团体和其他团体所带来的宗派。非洲裔美国人的教会是由乔治•莱尔（George Lyle）和安德鲁•布莱恩（Andrew Bryan）建立的，第一个这样的教会成立于佐治亚的萨凡纳。注重自由、朝圣和盼望是他们的诗歌和讲道的特色。他们所做的工作在非洲裔美国教会和移民教会中引发了一场伟大的运动，其中很多教会都保持了非英语讲道的特色，甚至一直延续到二十一世纪。

二十世纪的灵恩运动现在已经在一个人数迅速增长的派别中占据主导地位。我们许多人在赞美和敬拜中传唱的歌曲源自于灵恩派对于参与性敬拜的重视。这个1906年诞生在阿苏萨街的不起眼的团体现在已经遍布世界各地。一个世纪之前，当五旬节派和灵恩运动诞生的时候，它曾经是一个宗派弃儿，被所有其他的宗派看不起，威廉•西摩（William Seymour）可能从来没有想到过他们会发展成今天的样子。现在，就像前面所说的，在这个国家里甚至可能是在全球范围内只有这些团体的人数在不断增长——尤其是神召会（Assembly of God）。

美国福音派的诞生

然而，正如我们所知，二十世纪所经历的分裂为福音派的诞生铺垫了道路。现在我们将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被称为美国福音派的这场运动上。

自由主义的兴起

二十世纪初的特点是社会和文化动荡、大规模移民、城市发展以及工业化经济的变迁。社会和文化的各个方面都受到这些运动的影响，甚至包括宗教界。人们开始质疑，他们曾熟知、实践、相信和生活的基督教信仰，在这个不断改变的文化背景下，是否依然相关联。伴随启蒙运动和进化论这些运动的思想导致了自由主义的产生。在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交替之际，自由主义在这个国家里找到了一个由这些变化带来的强大的立足点。

自由主义有影响力的塑造者包括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霍勒斯•布什内尔（Horace Bushnell）和沃尔特•劳舍布什（Walter Rauschenbusch）。施莱尔马赫以他的书：On Religion：Speeches to Its Cultured Despisers（论宗教──致那些有教养又蔑视宗教的人）呼求一种使基督教可以重新在受到启蒙运动影响的文化当中得到重视的新方式，试图使基督教信仰能够适应这种不断变化的文化。布什内尔建议说，我们需要把重点放在培育信徒，而不是使人归信上。劳舍布什，二十世纪初的浸信会神学家，提出要强调福音的社会应用和社会见证，而这些东西逐渐开始取代福音本身，导致我们所知的“社会福音”的产生。

二十世纪初，这三位有影响力的塑造者在企图使基督教信仰适应社会和文化背景的变化的同时，改变了基督教信仰。他们严肃的学术著作在三位传道人福斯迪克（Harry Emerson Fosdick）、亨利•沃德•比彻（Henry Ward Beecher）和菲利普•布鲁克斯（Phillips Brooks）的手中得以大众化。这三位传道人占据了纽约和波士顿地区的关键性讲坛。他们的讲道得到一次又一次的回应；他们是大师级的演讲家，他们的演讲清晰，充满自信，并且有先知风格。在1922年，福斯迪克站在他的讲坛上，建议说是时候终结基要主义了，他讲道的题目为“基要主义会取得胜利么？”。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一声响亮的“不”。他和其他一些人相信这是自由主义要在教会里得胜的时刻。1926年《基督徒世纪》（The Christian Century）的编辑大胆地确认了这个宣告。

这些普及给教会带来的变化可以描述为改变信仰以适应时代的变迁。它并非只是一种要使基督教变得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尝试，也不是要让基督教重新得到重视；相反，他们改变了基督教信仰的信息。结果是他们与基督教教义的伟大历史失去连接，与“伟大的传统”失去连接。

他们对世界的自然主义视角开始盛行。这些有创意的沟通者对超自然事物提出质疑——特别是神迹的真实性——高抬理性超过启示，也看经验的重要性超过传统。所有这些都是经典自由主义的特点，但是如果我们将这些东西都归为上个世纪就错了，因为我们看到它们的各个方面在今天正浮现出来。

正统教派，基要派和基要主义

自由主义受到正统教派基督徒的挑战。对自由主义最有力的回击来自伟大的长老会思想家梅晨（J. Gresham Machen）。梅晨在他1923年出版的精彩著作中提出，自由主义不是基督教的一种形式。他精辟地辩论说，基督教和自由主义是不同的宗教。梅晨的著作是大师级的，文字表达清晰并且受到普遍好评。它引发了正统教派思想的复兴。面对不断变化的文化和自由主义的兴起，许多人找到了表达自己信仰的新方法。

梅晨宣称自由主义不是基督教的一种形式，而是另一种宗教，只不过在教堂里找到了信徒。基本上，梅晨辩论说自由主义是空洞的，这个说法得到了尼布尔（H. Richard Niebuhr）的认同，尼布尔尖锐地指出自由主义的基本信息是：“一个没有愤怒的神借助基督没有十字架救赎的事工，带领着没有罪恶的男男女女进入一个没有审判的国度。” 但是梅晨并不是唯一一个反击自由主义的人。

这个国家里各地区的人都对自由主义提出了更加激烈的抨击，导致对基要主义的热情不断升温。与梅晨清晰有理的正统方式不同，这些人回应自由主义的方式——最好的例子就是被称为“德州龙卷风”的南部基要主义者弗兰克•诺里斯（J. Frank Norris）——在推动他们的运动时没有俘虏任何人。基要主义从基于历史的正统教派的防御中发展出来，《基要主义》这套书的名字就是很好的说明。这卷书汇集了包括英国思想家奥尔（J. Edwin Orr），美南浸信会的穆林斯（E. Y. Mullins），以及二十世纪初一些著名的福音派和基要派领袖在内的很多人提出的有理有据且令人信服的圣经和神学论据。

但是当诺里斯和其他一些人将这场运动的目标从基要派转变到“基要主义”时，他们改变了正统教派运动的方向，也改变了这场运动的性质。伴随着退出宗派的呼吁，基要主义成了保守、分离主义和律法主义的宗派。这个时刻，临近十九世纪的结束和二十世纪的开始，先知性大会开始登场，并且呼吁对诺里斯以及那些同意他观点的人所认为的基督教信仰的基础委身，这些包括圣经的真实无误，基督的神性，童贞女生子，代赎，基督身体的复活，以及相信神迹。但是，当基要主义者在教会里的影响力不断增加时，这个清单变得越来越长。很快，时代论，分离主义和脱离宗派等内容也被添加进了这个清单，这就使得这场运动脱离了教派实体，也脱离了从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一直带领基督教前行的重要组织结构。

基要主义变得强硬、严苛和孤立，导致更多的宗派分裂。宗派分裂开始在全国蔓延，在北部的长老会和浸信会尤其严重。无数的长老会团体和成百上千甚至成千上万个独立的浸信会教会开始涌现在全国各地，圣经教会（Bible Churches）和其他无宗派团体（nondenominational groups）也如雨后春笋。新的宣教团体和圣经学校出现了，并带出了新的联结（network）——彼此相连的非正式联结体系。这些联结体系开始取代宗派。对组织结构的需要开始显现，而基要主义就是这样在二十世纪初的这些争议当中成长起来。

二十世纪的美国（和英国）福音派

在二战期间（1930和1940年代），许多人开始质疑基要主义是不是像自由主义一样已经走入歧途。在葛培理（Billy Graham）、哈罗德（Harold Ockenga）、和卡尔•亨利（Carl F. H. Henry）的领导下，有些人聚到一起，呼吁要对基于历史的正统教派有更新的委身。也有人把这个运动称为“新福音主义”，它与复兴运动、敬虔主义、清教主义和宗教改革都有某些方面的连接。

亨利在1947年出版的巨作《现代基要主义不安的良心》中，呼吁基要主义内部应有三个主要变化：

1. 基督教一定不能是反知识的；它需要认真与基督教思想传统、学术和文化相连接。

2. 基督教一定不能完全脱离世界，也不能完全关注世界，它必须找到一个平衡。

3. 亨利对基要主义内部的分离主义模式做了回应，并且呼吁福音主义不要成为分离主义也不要墨守成规。[5]

哈罗德评论亨利的著作说，基要主义已经失去了做神学鉴别的能力。他们不再能够分辨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次要的。因此，哈罗德说，基要主义不能够把基督神性的重要性与反对玩扑克的重要性区分开来。建立在亨利在《现代基要主义不安的良心》中提出的三个论据之上的新福音主义呼吁一个超宗派的，以福音为中心的基于历史的正统教派，这份呼吁在英国得到了像约翰•斯托得（John Stott）、巴刻（J. I. Packer）和布鲁斯（F. F. Bruce）等人的回应。

新的亲密团体：超宗派福音联结体系（Networks）

始于1942年的全美福音派协会，在其成立的早期，把所有的福音派汇聚到一起组成了新的联结体系，新的联盟，并以新的方式彼此联络，脱离传统宗派实体创造出了效能。虽然大部分的人仍旧留在宗派内，但是他们的做法是一只脚停留在宗派内，另一只脚迈出去。包括美南浸信会在内的大多数宗派团体对这个新的福音派到底是有益还是有损莫衷一是。

跟大觉醒和大复兴时期一样，福音派基本上绕过宗派组织工作而不是透过这些组织工作，而且他们创造了新的联结体系，做事的方式与宗派以前做事的方式不同。因此，福音派在过去60年里的发展历史，不只是认同大卫（David Bebbington）对传统信仰的四重描述（圣经的真实性，福音的独特性，归信的必要性和服事以及宣教的重要性）的人群所带来的，也是认同（至少部分认同）这些超宗派运动、特殊目的团体（按照Robert Wuthnow的说法）以及联结体系的人群共同的工作。[6]在过去的60年里，是这些互相交织的新型联结体系，而不是宗派，形成和构建了这个国家福音派的中心。

走向重组

正如Wuthnow在他的著作《美国宗教的重组》（The Restructuring of American Religion）中所强调的那样，向着超宗派运动的变迁是自宗教改革以来最大的变革。[7]人们不再从路德宗、圣公会、长老会、卫理公会那些纵向联盟里志趣相投的人中寻找认同。相反，他们开始更多地与周围的其它连接认同，在诸如基要主义者、保守派、福音派、温和派和自由派这些标志上寻求认同。因此自由派圣公会和自由派卫理公会之间的共同点要比自由派圣公会和保守派圣公会之间的共同点多；同样，福音派浸信会同福音派长老会之间的共同点比自由派浸信会与福音派浸信会之间的共同点多。伴随着这种变化，美国宗教的结构重组是按照横向界线进行的，而不是按纵向界线进行的；这样就带来基督教结构的改变，它不再是人们惯常所理解的基督教结构，尤其是与过去四个世纪宗派发展的结构不同。

Wuthnow还观察到特殊目的团体的崛起，这些团体有时也被称为教会机构（parachurch），它们对横向联结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教会机构，福音和宣教机构，救援团体和社会团体，出版社，广播电台，学校，学院和神学院共同创造了新的联结和联盟。如果你看一眼全美福音派协会（NAE）的目录，你就会发现所有这些团体基本上组成了NAE的整体阵容。这些团体与世界福音派联盟这个结构松散的组织保持着连接。

慕迪和葛培理的影响

但是，正像是第一次大觉醒时的情形，当时乔治•怀特菲尔德向超宗派运动跨出了第一步，而慕迪（D. L. Moody）则使这个运动得到普及。慕迪是个活动家，为了推动福音传播，他想要把每个单独的事工都尽可能在各个方向上彼此联系起来。到了二十世纪，慕迪所发起的这些运动在葛培理的手中蓬勃发展起来。在这个过程当中，机构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超过了历史上的宗派结构。因此，伴随着这些特殊目的团体的兴起、葛培理所带来的祝福、自由主义的衰落和主要宗派脱离传统的羁绊，新的运动而不是新的宗派发展起来了，福音派的人士对此倾注了心血——包括基督青年会（Youth of Christ），世界宣明会（World Vision)，青年生活领袖联合会（Young Life），学园传道会（Campus Crusade），导航会（Navigators），监狱团契（Prison Fellowship），《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以及千千万万个类似的教会机构。

如果我问你：“华理克（Rick Warren），查克•寇尔森（Chuck Colson），卡尔·亨利，哈罗德·林德塞尔（Harold Lindsell），和葛培理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对某些人来说这个问题可能不那么容易回答，然而所有这些人都是或者曾经是美南浸信会的成员。但是几乎没有人会想到他们是美南浸信会成员。他们的身份出于他们所参与的某个机构团体，某个社会网络，或者某个组织，而不是某个宗派。从历史上看，我们把马丁•路德看做是路德宗的代表人物，把约翰•诺克斯看做是长老会的代表人物，把托马斯•克兰麦看做是圣公会的代表人物，把约翰•卫斯理看做是卫理公会的代表人物，把威廉•凯里看做是浸信会的代表人物。基督教领袖通常与他的宗派身份连接在一起，但是到了二十世纪，基督教领袖（至少在福音派的圈子里）更经常与某个教会机构的身份连接在一起，或者我们借用Wuthnow的说法把这些组织称为“特殊目的团体”，它们已经改变了我们对宗派重要性的看法。

联结体系，宗派和教会论

福音派的运动一般被看做是一种草根运动，它是因着相似的信仰和相似的组织结构把人们聚到一起。福音派神学把重点放在圣经的真实性、释经学、启示论和福音的重要性，并做了大量工作，但是大部分的福音派神学没有很好地阐释教会论。这个弱点导致他们对教会之间如何连接以及各宗派内外教会如何连接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并产生了教会机构运动和教会之间联姻关系的这种不稳定。许多人认为，这是二十一世纪前十年将会把教义关注点放在教会论上的原因之一。

在过去的25年里发生了一种细微的变化。这些联结体系不再以机构为基础，而是更多转向了教会结构。这种变化始于加州，主要是从加略山教会（Calvary Chapel）开始的，这个教会产生于耶稣运动（Jesus Movement）。接下来这种变化也蔓延到了比尔•海伯斯（Bill Hybels）带领的柳溪教会（Willow Creek）和华理克带领的马鞍峰教会（Saddleback）当中。于是那一代人带动了下一代人，导致我们今天熟知的各种联结体系的出现：使徒行传29章（Act 29），紧急村（the Emergent Village），渴慕神（Desiring God），九标记（Nine Marks），福音联盟（the Gospel Coalition），同为福音同为收养（Together for the Gospel, and Together for Adoption）。

现在我们正处于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之中，人们对宗派和宗派制度的看法都有很大改变。在1955年，当赫伯格写下他的经典著作Protestant Catholic Jew时，每二十五个参与教会的美国人中只有一个人会在一生中更换宗派。[8]到了1985年，每三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在一生当中换过宗派。今天，在2009年，这个数字是60%，这就意味着在二十一世纪差不多每个人都会在一生当中改换自己参与的宗派。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对宗派忠信度的改变和衰退，还看到以特殊目的团体或者机构团体而不是宗派为其身份的人数在增加。

宗派之争和地理位置

这些变化改变了我们对宗派重要性的觉察，导致我们所看到的对宗派多样性的更多挑战。宗派之争已经改变。我们发现自己处于一个新的多元环境当中。虽然如此，我们仍不能忽视地理和位置的重要性。在过去的100年中，伴随着这个国家向西发展，新的运动和团体也不断向西部发展。看起来似乎美国的每一个团体和每一个宗派之间都有冲突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人们没有其他的地方可去。因此，我们看到新的全球化机遇出现了。地理位置确实改变了，但是地域代表性以及宗派影响还是保持不变。罗马天主教还是在新英格兰区域占主导地位。路德宗在中西部的北部最为普遍，浸信会是南部的主力，而荷兰改革宗分布遍及中西部。

也许比地理位置更重要的因素是人们居住的城市、城镇或者地方的特点。大都市和城市里的人，与住在乡村的人，对宗派重要性的理解大不相同。巨型教会比较容易在城郊地区发展兴旺。出人意料的是，去教会的美国人中，有一半以上在不到12%的教堂里。现在城郊的巨型教会塑造了美国基督教的主要面貌。它们往往都是通用型教会，比起前几代人，宗派的标签在这里几乎没有意义。

波士顿大学的社会学家南希•阿默曼（Nancy Ammerman），意识到这一趋势，她指出在西岸和东北部地区只有32%的人对宗派身份持肯定态度，相对来说，南方有70%的人对宗派身份持肯定态度。城市与乡村的对比差异更大：84%的乡村人口仍旧认为宗派身份很重要，而大城市和城郊地区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认为宗派身份重要。

还有一个与地点有关的重要因素：大部分的教堂仍位于乡村地区，而大部分的人口却住在大城市和城市郊区，这是另一个导致宗派衰退的原因。因此，除了后现代主义以及我们周围其他巨大变革和挑战对我们的影响之外，人口的迁移，以及人口中对宗派重要性持肯定态度的比例的变化对我们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尤其是在东岸和西岸的大都市区域。[9]

从主流到边缘

大部分的主流宗派也黯然迷失了方向。某些宗派已经切断了他们的历史承传，甚至更加严重的是偏离了圣经和重要的基督教传统。某些宗派不仅是后宗派，而且朝着后基督教的方向发展，他们的谈话重点都围绕在包容性和普世主义，性问题和不同宗教之间的灵性。2009年1月的盖洛普民意调查发布了一项调查结果，这个调查结果采自1955年以来每年的调查数字。在这段时间里，调查数字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09年1月，接受调查的人中有67％的人认为宗教身份或宗派身份在衰退。固定去教会的人中有74％的人同意这种说法。此外，28％的美国人认为宗派身份“基本上已经过时”。相比之下，在1959年，有69 ％的美国人认为宗派身份和宗教影响力都在增加。几乎是正好对应现在说它在下降的67％人口。

宗派制和福音主义：关于未来的问题

那么，宗派制的未来将会如何呢？虽然宗派制在衰退，但是宗派依然很重要；结构当然有它的重要性。在本文中我不止一次求助于雅罗斯拉夫•伯利坎（Jaroslav Pelikan）关于《结构和圣灵》（Structure and Spirit）的重要著作中的内容，他始终认为基督教需要结构来承载基督教信息。但是，如果我们过于重视结构我们就会失去平衡，容易走向官僚主义。如果我们过于重视另一面，太多强调圣灵，我们就变成无组织无结构的基督教。因此，即使我们意识到了在多元背景下保持多样化的重要性，我们也必须为未来的宗派制度或者结构保留一些空间。

宗派信念与合作

也许对于二十一世纪来说，联结体系的重要性会超过宗派。联结体系完全符合Wuthnow关于归类和结构的描述。对许多人来说，至少在短期内，联结体系现在似乎正在取代宗派，而且也许这将是二十一世纪基督教世界最重大的变化。我相信，宗派在未来仍会占有一席之地，尤其是美南浸信会，而能够繁荣下去的宗派将依据他们关于圣经、福音以及他们的传统的信念彼此联结，同时，走出他们的孤岛，努力寻求与亲密团体和联结体系合作，并且寻求更好地理解周围这个不断变化的全球环境。学会重新与人合作是非常重要的，宗派不再把联结体系或者其他宗派看做是自己的竞争对手，反而在与其他的特殊目的团体合作时寻求共同点。在这方面我不认为我的想法不切合实际，我认为美南浸信会的未来会很光明，因为他们具备基于圣经和福音的信念以及这种合作的精神与理念。在未来岁月，要想以一种充满活力而又井然有序的方式前行，信念与合作，界限与桥梁，结构与圣灵的工作这些都会是必不可少的。这之间的张力必须保持一个平衡，既不能忽视任何一方，也不能顾此失彼。

全球视角

我们现在发现我们身处于这个二十一世纪的全球环境。我相信它为我们呈现了新的机遇，在这些机遇中有重大的挑战和改变。我想要说的是，这里也有充满希望的大好机会。如果我们看看周围，而我们所看到的都是诸如世俗主义，新无神论，新自由派和基要主义的反应之类的趋势和迹象，那么我们可能就会感到泄气。当我们听到关于美国基督教衰退的谈论，听到面对年轻人信奉治疗自然神论的、四面楚歌的福音派，我们可能很容易迷失方向。但是我想要说，现在是我们大家从绝望走到希望的时候了。

在不失去塑造我们基督徒的传承和关键特色的情况下，现在是时候让我们认识到，我们不再需要仅仅向西半球寻求基督教信仰的未来了。我们现在需要更多思考全球化，甚至说必须思考全球化。在1900年，全世界80%的基督徒住在欧洲和美洲。但是在2000年，全世界60%的基督徒住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历史性改变。我们必须把注意力从这个国家内部我们自己的宗派争端上移开，我们才能看到神通过圣灵在全球范围内正在做什么事情。[10]

在二十世纪，非洲大陆经历巨大变化，基督徒人数比例从1900年的10%上升到2000年的46%。神的工作让人难以置信。现在，在非洲的基督徒人数已经超过了美国的人口数。在过去的一百年时间里，基督教在非洲已经从一千万公开信徒成长到超过3.6亿的信徒。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到2025年，最保守的估计是，非洲将有超过6.3亿的信徒，拉丁美洲将有6.4亿，而亚洲将有5亿。[11]

到那时，典型的基督徒将会是一位居住在尼日利亚或巴西的村庄里的一位妇女，而不是1900年时的典型基督徒：一位居住在美国中西部小镇里的男人。无论是人数增长还是基督教中心的位置，变化都是惊人的！让我们不要忘记，同样的趋势也在影响着美国，因为无论在美国什么地方，宗派的增长都是在非洲裔美国人、西班牙裔美国人和亚洲裔美国人中间。让我们不要错过这一点：美南浸信会的教会的样貌尤其必须改变。上帝的圣灵在全球运行，似乎现在是时候让我们以新的目光新的方式和新的观点来看待这个国家和世界，而不是用老眼光来看待这些。当我们继续为启蒙运动和后启蒙运动的问题斗争时，我们在非洲的弟兄姐妹们每天面对邪灵和来自伊斯兰教的严酷迫害。当我们看到他们时，他们的世界似乎比你所知道或者经历的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像使徒时代的基督教。

迈向希望和重建

但是请听听这段话：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斗争的对象不是基督徒弟兄姐妹，而是恶魔、世俗主义和不信。如果我们不把我们的眼睛从似乎已经成为大部分宗派特色的内部争吵上移开，那么我们失去的不仅是我们在基督教运动内部的合一，还会失去西方基督教运动的宣教重点。在今日的美南浸信会和福音派团体之间需要的是一种新的、委身的、符合圣经正统的、基于史实的基督教；和一份忠实的、超越年代、超越陆地、超越种族的运动，成败在此一举。

在不牺牲我们宗派特色的情况下，我呼吁大家委身于福音的共性，它更为重要而且先于宗派特色存在。这种委身包括：上帝话语的主权和神圣属性，耶稣基督的神性和人性，真心地认同三位一体，福音信息的独特性，圣灵大能的工作，唯靠恩典凭信心得救赎，教会的重要性，聚集以及分散的神的子民的重要性，基督再来的盼望，生命和家庭的神圣。在二十一世纪的教会里，我们必须学习恩慈地对待我们的不同。我们很可能会在很多二级和三级重要的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我们必须找到方法为属于基督肢体的不同年代的团体和多民族团体创造连接和归属感。

呼求对宗派的忠信

我们还是被带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上：那么我们对宗派和宗派特色（特别是美南浸信会）应作何处理呢？我仍旧认为宗派结构对我们来说是有益的，它有指导性、知识性、连接力和凝聚力，甚至是我们必不可少的。例如，如果你认为给婴孩施洗比等到他们成年并作出信仰承诺之后再洗礼更重要，那么你可能就更适合与长老会信徒而不是浸信会信徒在一起。如果你认为参与战争与圣经传统不相符，那么你可能就会在重洗派（Anabaptists）或者门诺派（Mennonites）信徒中找到归属感。我们仍需承认，我们需要在这些共同的信仰和习俗中找到归属，因为在我们对基督教信仰的具体表达中我们仍旧无法忽视这些次重要的问题。但是，为在这个世代完成大使命的共同目标，我们必须愿意真的把这些问题看做是次要问题。

我们今天还需要再次找回充满活力的正统模式。正统传承必须得到恢复，这是一个与教会的伟大历史对话的传统，这个伟大的知识传统从尼西亚到卡尔西顿，从奥古斯丁到伯纳德，从路德到加尔文，到卫斯理，到敬虔主义者，到大复兴，以至于巴刻（J. I. Packer）和托姆•奥登（Thom Oden）称它为那“唯一的信仰”，这个信仰被各地各方历世历代的人一直以来共同信奉至今。

以那种带着悔改的诚实重新委身，我认为，将会帮助我们恢复尼西亚信经所称的那种基督教信仰的合一：教会是“独一神圣大公使徒的教会”。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二十一世纪里，我们必须将自己重新委身给教会的独一性和大公性。这种委身必须有正确的品格做后盾：合一呼召我们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相信神会帮助我们这样做。伴随着这些的将会是一种全球视角，包括在这个国家里重新致力于种族和好，等待着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人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的那一天，像启示录7:9所应许和宣告的那样。

信仰三位一体的基督徒，福音为中心的宣教，教会，和宗派制的未来

那么，宗派仍旧重要么？是的！我认为宗派确实重要而且其重要性会持续下去，但条件是它们必须与圣经和正统传承相连接。我们需要信念和界限，但是我们也需要一种合作精神来构筑连接的桥梁。我们需要理解宗派承传和特色的重要性，但是我们今天更需要一种超越时代、超越板块的新的基督信仰途径。我们需要以彼此尊重、谦卑的精神来与那些在次要问题上与我们信念不一致的人共同参与服事。为了在这个世界上扩展福音和神的国度这个共同目的，与在二级或者三级重要的神学问题上与我们不一致的弟兄姐妹们携手合作、一起工作是很可行的。我们的合作需要我们脱离向内聚集的偏狭——我们尤其是可以在社会活动，文化连接，与所有信仰三位一体的基督徒公共领域（public square）有关的问题，宗教自由，婚姻，性以及生命的开始和终结的问题上一起合作。我们可以同不同宗派里以福音为中心的人一起传福音和宣教。但是，请听听这个：我们要与那些拥有共同信仰的人一起聚会，这些人不止包括那些在信仰的主要问题上与我们保持一致的人，也包括那些在体制上与我们有共性的人。如果我们在一起比我们分开时能做得更多，如果我们需要对我们工作的督责和连接（这我完全相信），如果这是真的（我认为它是真的），那么宗派结构（它反应了我们所描述的特质并且连接了这些信徒团体的工作）仍旧会在未来的日子里为我们服务，并且美南浸信会会有一个最有希望的未来。

我们可以相信上帝会带来一股圣灵的清新之风，为我们的神学信念，我们的传福音和宣教工作带来更新，为我们的教育和服事带来复兴，这样我们就可以在爱和谦卑中彼此联络，形成真实的团契和共同体，并且，不错，尤其为美南浸信会，也为其他宗派带来新生命。我们不仅为重新委身于富有教义、信念和勇气的正统信仰而祷告，正如许多全球教会领袖已经做出的榜样，也为能够在全世界面前做见证的真诚的信仰实践祷告，特别是对处在放弃基督信仰边缘的西方世界。

请你与我一起祈求上帝，赐给我们一份对福音、教会、圣经真实性的更新的委身，让这份委身在福音派和宗派（特别是美南浸信会）之间塑造出共识，为全球教会和神的子民的益处带来真实的更新和更新的合作精神。让今天真正成为我们从绝望走向希望的日子。让我们携手共进，推动福音并且相信神会透过我们的工作结出果子，带来教会的更新，使联结体系和结构上的合作成为可能，忠实于我们宗派和宗派实体，为了神的国度能够在地上拓展，为了我们伟大上帝的永恒荣耀能得以彰显。

作者为美国联合大学校长。

5. 牧者论坛：宗派的存在有价值吗？[12]

文/9Marks  译/述宁  校/李亮

9Marks向参加圆桌会议的牧师们提出了同一个问题：宗派的存在有价值吗？以下是他们的回答。

汤姆•阿斯可尔（Tom Ascol）

宗派的存在有价值吗？这取决于你如何定义所谓的价值。显然，为着使命方面的共同目标而相互协作，宗派是有其价值的。新约指明马其顿、亚该亚和加拉太教会在经济方面的合作（林前16:1；林后8:1-7），耶路撒冷和安提阿教会在教义方面的合作（徒15:1-35），以及哥林多后书8:19提及的宣教方面的合作。地方教会之间的合作显然是符合圣经的，在许多实践层面是有益处的。

然而，这样的合作并不必然依赖于任何特定的宗派结构。这在我们现今传播快捷且多层面的时代尤其显得真实。在过去的十年中，众多教会间的关联网络纷纷涌现，也证明了这点。

由众多教会组成的宗派，比如我的教会所属的美南浸信会，并不是一个教会，所以它也不拥有教会权威。但是，它的存在还是“有价值的”，如果我们看到，在各种各样的事工机会中它为许多教会之间的合作项目提供途径，有效地协助教会。

汤姆•阿斯可尔，佛罗里达州开普科勒尔浸信会恩典堂主任牧师。

提摩太•坎特雷尔（Tim Cantrell）

我们的教会刚加入Sola5。这是一个来自南非各地的以上帝为中心的教会组成的协会。就在不久前，我们三十位来自不同教会的牧师和带领者齐聚一堂，为改进整个地区的植堂和培训而制定策略。此外，我们正计划在近期召开一次关于宣教的联合会议。我们也得到消息，上帝借着教会间的彼此协作在赞比亚的兄弟教会的作为。这些不仅仅对我们牧师，对我们的会众也都是巨大的鼓励。我们的教会都不是很大，大家携手合作比单枪匹马能为福音做更多的事。我们共同坚守我们信仰的伟大的基要真理，并喜欢围绕着这些真理而聚集。

提摩太•坎特雷尔，南非约翰内斯堡安提阿圣经教会牧师。

提摩太•凯乐（Tim Keller）

是的，宗派有存在价值。首先，作为一个长老宗信徒，我相信新约的教会观是连接性的。我不必为这个信念详述所有圣经根据——在圣经许多地方都能找到。但是我想，一般而言，地方教会应该对范围更广的长老团队负责，而不仅仅是他们教会内部的长老。更大范围的长老团队能带来不同的视角，是那些被教会内的冲突和问题所缠累的带领者经常无法看到的。

然而，我相信宗派不能提供地方教会所需要的一切团契生活和支持。在许多方面，宗派做的是“白血球”的工作。白血球攻击感染，也就是说宗派的善工大部分是“消极的”，即督促牧者和教会持守纯正教义并维持良好的秩序。“红细胞”的工作，即创新性的事工思考和资源支持，通常产生于教会之间的“网络”；这些教会不仅接受相同的教义，他们也有相似的远象：在我们的时代和地方应该如何最好地展开事工。有时候，在一个宗派中会产生一个网络；但有时候这个网络会存在于跨宗派的教会中，如果这些教会有相近的教义（比如改革宗的救赎观）。

所以，大部分教会应该有宗派，同时也应该有良好的事工网络。

提摩太•凯乐，曼哈顿的救赎主长老教会创始牧师。

马特•奥莱利（Matt O’Reilly）

我曾经认为，宗派破坏教会的合一。然而，近些年来，我的观点变得更为积极。当我开始意识到，不同的宗派所强调的基督信仰的方面有时是其他宗派所忽视的，我的观点转变了。向那些在我们自身传统之外的人或教会学习，往往会帮助我们超越我们的宗派盲点。

通过阅读来自其他宗派的作者的作品，我获益匪浅。在浸信会信徒那里，我学到了福音主义；在长老会信徒那里，我学到因信称义；在灵恩派信徒那里，学到对圣灵的敏感；在圣公会信徒那里，学到大公性和礼仪的优美。我希望这些宗派的信徒也能因着我自己的循道宗传统的特色而获益。约翰•卫斯理确信上帝的能力能全面地对付罪，因此相信上帝兴起循道宗信徒来特别地宣扬并活出圣经所指明的圣洁。我们循道宗的信徒尽我们所能忠实地诠释并运用圣经关于成圣的教训。这个卫斯理宗特有的重点已经让我受益；我希望，其他传统的信徒能像我一样从中获益。

通过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并为我们的称义而复活这个好消息，基督徒得以联合在一起。如果这一联合是真实的，那它就会体现出仁慈（charity）。当循道宗信徒和浸信会信徒互相中伤，上帝就得不到荣耀。如果基督使我们所有人和上帝和好了，那我们必须追求我们之间的和平。这可以从学习其他宗派和我们的不同之处开始。

马特•奥莱利，阿拉巴马州尤宁斯普林斯第一联合循道宗教会的牧师，卫斯理圣经学院和阿斯伯里神学院新约客座教授。

理查德•菲利普斯（Richard Philips）

宗派的存在有价值吗？

有价值。但这是有很大的前提的。宗派是重要的，有价值的，并且从几个重要方面来看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首先，宗派对于确保教会在认信及治理方面的正直是必要的，由此基督的羊群能得到保护，免受假牧人或不能胜任的牧人之害。有效的监督只能是从上而来的，建立教义上的忠实必须经过栽培、训练和检验。

其次，对于事工和宣教使命方面的正式协调而言，宗派是有价值的。长期、永久的合作关系需要有深度的一致性和正式的协调，这些是宗派能提供的。

第三，要想融洽地实践那些对于福音而言不是实质性的差异（比如：婴儿洗相对于信徒洗），宗派是重要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宗派对于基督教会的合一意义重大，在组织和实践方面人所共知的差异就因此可以共存，不至于导致教会内外无休止的争执。所以，宗派的重要性和价值在于它提供监督，协调长期的服事和宣教事工，并且促进合一。

但是，宗派有价值有一个很大的前提，就是宗派不认为自己的边界涵盖了整个基督的国度。基督徒和教会忠实于自己的宗派的同时，应当超越宗派的界限定期地、充满喜乐并积极地互相合作。我们的教会所委身的是同一个福音，我们必须互相合作；而塑造我们关于宣教和服事的远象的不应该是我们的宗派归属，而是对君王基督耶稣的委身。

理查德•菲利普斯，南卡罗来纳州格林维尔市第二长老宗教会主任牧师。

卡尔•楚曼（Carl Trueman）

宗派会是非常好的事。宗派能见证这样的事实：某个时间点，某人在某地确实地相信了某事。它们也能见证：重要的基督教教义不只局限于那些对救恩生死攸关的事情。比如洗礼，严肃地对待圣经的教会不可能容忍对洗礼或圣餐没有清楚的认识。教会或者坚持信徒洗礼，或者坚持盟约洗礼，但如果说无所谓，不同的形式都能接受，似乎它们毫不重要，你很难说这是个好教会。

宗派也可以起安全阀的作用。我非常赞赏9Marks的同工，但是如果我们处于同一个教会或宗派中，我们就必须为像洗礼这样的事而争论。我很高兴能和国会山浸信会堂的会员分享团契，并且很高兴我们能有团契而且不必感觉需要进行殊死搏斗。不同的宗派归属促成了这些。

最后，宗派提供机会，让教会有宗派内的认信一致基础上的连接机制，并有相应的权威和负责结构。我知道，公理会的朋友们在细节上并不赞成这点，但我设想在基本点上他们是可以认同的。

卡尔•楚曼，威斯敏斯特神学院保罗•沃利教席教会历史教授，宾夕法尼亚州安布勒市长老宗房角石堂牧师。

6. 纯粹的基督教意味着消除宗派之分吗？[13]

文/约翰•派博（John Piper） 译/杨柳青  校/煦

多年来我一直深信，为基督教真理及合一效力的最佳方式，不是消除藩篱，而是以爱跨越它们并敞开欢迎的门。我并不善于此道，只力求做得更好。

关键的是，将真理弱化、消除其分明的边界，或将所有混合成一团难以区分，或关注祷告、服事和宣教而非真理，这些做法都无法产生尊崇真理的基督教合一，无法创建稳固的信徒团体，更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唯有各自在认信团体中好好生活，而在跨越认信边线时好好相爱，才最可能实现上述目标。

鲁益师同意吗？

鲁益师（C. S. Lewis）是否同意这一观点？他不是写了《纯粹的基督教》[14]吗？那不是暗示我们放下宗派分歧，活在“纯粹的基督教”有形的合一中吗？

如果你知道鲁益师说的纯粹的基督教的意思，你可能会吃惊。但他说得很清楚。以下文字（楷体）摘自《纯粹的基督教》[15]，分段并附上了笔者的评论。

不能替代教义

我希望读者不要认为，我在此提出“纯粹的”基督教是要用它替代现行各教会的信条，仿佛一个人接受了它就可以不接受公理会、东正教等等似的。

鲁益师写作《纯粹的基督教》并非批评基督教各宗派。事实上，他说甚至没有一个人“能够”立足于纯粹的基督教之上。这就好比一个人不能说：我穿的衬衫既不是无袖也不是短袖更不是长袖，它仅仅是衬衫。

屋子的门厅

（纯粹的基督教）更像一个门厅，从这里有门通往不同的房间，我若能将人领入这个门厅，便达到了自己预期的目的。火炉、椅子、饭菜不在门厅，而在房间里。

鲁益师热爱英国圣公会（Church of England），那是他所属的宗派。但他并不认为他的呼召是作为圣公会（Anglicanism）的倡导者。他的呼召是带领人们来到基督教房屋的门厅，而且他知道门厅不应该是居住之地。

很多人在这点上误解了鲁益师。他的基督教大联合主张不是带领人们走出各宗派的房间进入合一的门厅。正如以下会讨论到的，他的基督教大联合思想的精髓是不同房间之间的爱，而不是清空房间进入门厅。

火炉、椅子及饭菜在各个宗派的房间中。换句话说，你若住在门厅里，将不会得到温暖、安歇和食物。纯粹的基督教不可能存在。若说它存在，就好比说要吃纯粹的食物，却从不吃任何具体的蔬菜、水果或肉类。

不要留在门厅里

门厅不是住所，只是等候的地方。从这里你可以去试敲不同的门。就此而言，我认为最差的房间（不管是哪一间）也比门厅强。

他非常清楚纯粹基督教的不充分性，他说哪怕在最糟糕的教派里尽力生活，也好过住在门厅里。

进入房间

有些人可能发现自己需要在门厅等候相当长的时间……你一定要不停地祈祷以求得到启示164。当然，即使在门厅里，你也应该开始努力遵守整座房子里的人共同遵守的规则。最重要的是，你必须追问哪扇是真理之门，而不是看哪扇门的颜色和装饰最令你悦目。明白地说，你要问的永远不应该是：“我喜欢这种敬拜仪式吗？”你应该问：“这些教义是正确的吗？神圣是否在这里？是良心驱使我来到这里吗？

这就是为什么我喜爱鲁益师。这里他没有说像所有房间都一样这种莫名其妙的话；也没有说所有房间都有相同的真理，只是角度不同；也没有说真理的宣称出于人们的先设，主要在于个人的体验；或是圣徒不足以对各宗派真理之争作出公正判断。通通没有。

相反地，他在这里直言坦陈，必须走出决定性的一步，从纯粹基督教的门厅走向特定教义的房间。一旦你在门厅里，你要完成的首要任务就是去发现哪一个房间最接近真理。所以他劝勉我们“不停地祈祷以求得到光照”，“追问哪扇是真理之门”，不去寻求我们是否喜欢这样的敬拜，而是问“这些教义正确吗？”

世界需要什么

到达自己的房间后，你一定要友好地对待那些选择了与你不同之门以及仍在门厅等候的人。他们若错了，就越发需要你的祷告；他们若是你的仇敌，你要遵行诫命为他们祷告，这是整座房子共同遵守的一条规则。

这就是鲁益师的普世教会合一。尽你可能按照圣经真理选择一个宗派的房间，然后去爱那些作出不同选择的人，即使他们最终成了你的仇敌。

世界需要从基督教大房子里得到的，不是敲掉所有房间的隔墙，而是凡事按照圣经的教训彼此相爱，包括我们辩明证实福音真理的时候。（参弗4:15，以爱心说真理）

7. 宗派与家庭教会的神学、牧养及建制转型

文/霍或

几年前，不少家庭教会领袖同聚香港，共商神国大计。其间，大家就宗派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我还被几位不同辈分的传道人视为“宗派分子”。因当时氛围难以深入讨论，也就一笑置之。转眼好几年过去，没想到《教会》杂志布置此篇“命题作文”给我，我祷告后深觉有此负担，刚好也回应下那场讨论，就欣然提笔为文。

不少反宗派的弟兄姊妹常自称为圣经派，推重家庭教会“没有宗没有派，只有耶稣只有爱”的传统。在写作形式上，我愿学他们，除圣经外不再有任何引证，以求与弟兄姊妹们一起回到圣经和神的心意。愿主动工！

一、圣经中到底有没有宗派？

旧约毫无疑问有十二支派，祭司、百姓肯定得有各自宗族所属（参民1:2；26:2）。无支派、无族谱者，尤其是祭司被定为不洁（参民2:2；尼7:64-65）。而听从祖训不喝酒的利甲族还特别受神表扬和赐福（参耶35:1-19）。

我们从旧约说起，就是承认旧约以色列和新约教会都属神恩典之约群体，二者从神人交往的立约性质来看，没有根本不同，尽管立约对象大有不同。宗派即同一信仰下的不同立约群体。这一群体在旧约因支派有不同，在新约也因种族和地域有不同。

不过，不少弟兄姊妹不承认旧约以色列和新约教会的连续性，无形之中受时代论影响。这些弟兄姊妹要面对如何解释占全部圣经三分之二的旧约和我们今天的关系这一难题。除了道德劝勉的作用，旧约和新约就没有属灵关联了吗？同一位神从旧约到新约改变了吗？人得救的方式改变了吗？旧约是让人靠律法得救，新约是让人靠恩典得救？当然不是。

我们再来看新约。保罗对提摩太说：“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提后3:14）保罗要提摩太知道他的信仰是跟“谁”学的。这是在强调信仰传承的重要。在同封书信中，保罗还写：“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地想念你，记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地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友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提后1:3-5）你看，保罗仔细地提到自己和提摩太的信仰传承，更让提摩太不要忘记。甚至，为提醒提摩太的信仰归属，他还特意给提摩太行了割礼（参徒16:3），让他向犹太人作犹太人，利于传福音。

再进一步，使徒行传中，腓利去撒玛利亚传福音，很多人信主。“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徒8:14-17）

这里有一释经难题：为何圣灵暂时没降在他们身上？这原因在于：从职分上来说，腓利只是传福音的，他并非使徒，所以，他不能建教会。教会必须建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参弗2:20）。故而，彼得、约翰是以使徒身份去建立和宣告撒玛利亚教会正式成立，而圣灵的适时赐予正是这一事件的神圣见证。以弗所书2:20中的“先知”代表旧约，“使徒”代表新约，教会必须建立在圣经根基上，这一记载就证明了这点。那时还没有新约，所以，使徒在场就很重要。

有人说，我们今天既然已有全本圣经，只要遵从全部圣经教训，忠心传扬神的道，教会就可宣告成立。使徒这一职分是暂时的，后来就没了。这话有道理，但也有问题。我们后边再讲。

总之，不管旧约还是新约都强调信仰传承和信仰归属的重要。“弟兄们，你们各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在神面前守住这身份。”（林前7:24）

二、在哥林多前书1章中，保罗是在反对宗派吗？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10-13中说：“弟兄们，我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 因为革来氏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我的意思就是你们各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矶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

有人以此为据，认为保罗和圣经反对宗派。但这些人忘了保罗也批评那些自称“我是属基督的”！他们藉高抬所属来高抬自己、打击别人，其实是中了宗派主义的毒。说白了，他们把“宗派”看得比基督更重要，把自己的归属绝对化，把基督给相对化，因此保罗才批评他们：“基督是分开的吗？”

在此，我们要把宗派和宗派主义分开。宗派是指同一信仰下的不同群体。而宗派主义是指以自己宗派利益和自我利益为出发点的思想和行为。我们提到宗派，当然强调基督、信仰、真理都是绝对的，宗派则是相对的，我们也绝对认同“唯独圣经”。但宗派主义则高举“圣经+宗派”，最后就变成了“唯独宗派”。

保罗反对宗派主义，但不反对信仰归属和传承。就像圣经反对律法主义，但从没反对律法。神的律法是好的，但靠律法得救和成圣的律法主义则是错的。

神把我们放在一定的信仰群体中，让我们在这有形群体中受教和成长。宗派正是这一有形群体的形式之一，它是神使我们蒙恩的管道。神藉着家庭、社会和教会使我们蒙恩和不断接受教导，神也藉着小组、团契和宗派等来使我们成长。藉着各种不同形式，我们谦卑受教成长，我们通过委身有形宗派来委身无形的神，从而更多、更深地认识基督和真理。“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弗3:17-18）

跟永不犯错的神相比，宗派算不得什么，因此一旦宗派有错，我们要勇敢地听从神而不听从人，我们是在主里接受宗派教导；但跟更易犯错的个人比，宗派又很重要，它给我们一基本规范，让我们在此门下谦卑受教。所以，最关键的是宗派是否属神。老约翰说：“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来。”（约一4:6）

信仰，谁也不能替谁信，我们都是单独蒙恩。但圣经从来没让我们成为一个又一个的孤立信仰个体，而是让“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作肢体”（罗12:5）。

而且，连我们的认信本身，圣经认为也是一群体性事件。“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罗10:14-15）

总之，神藉着种种施恩管道使我们蒙恩，从而让我们认识绝对真理。对任何宗派来说，把施恩管道绝对化，就是宗派主义。宗派主义者不相信无限的神能藉着有限管道使我们蒙恩，却一味信赖个人感觉和亮光，最终走向关门主义和感觉至上。

三、宗派在家庭教会神学建造中所起的作用

有人很看不起家庭教会神学，甚至认为家庭教会没神学。有人又过于看重家庭教会神学，甚至挟此自隔于大公教会的属灵传统。这两种态度都不对。家庭教会当然有自己的神学，我称之为“敬虔的生命”传统，前辈们受苦如此之多，操练敬虔，当然不是徒然的。我个人在受逼迫灵里最艰难时，有次读到诗篇66:12说：“你使人坐车轧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当即泪流满面，我把这当成神对我的应许和安慰，也当成家庭教会的生命写照。然而，我们不可圣化受苦、画地为牢，忘记除家庭教会传统，我们还有宗教改革传统，还有大公教会传统，更有初期教会传统乃至圣经传统。基督不是分开的。只有在基督里，我们四海之内的兄弟姐妹和历时历代的圣徒才能联络整齐成为一座城（参诗122:3）。

从圣经来看，人无非有两大归属，你不属于基督，就属于亚当。我们要么被基督代表，要么被亚当代表（参罗5:12-21）。认信基督就是脱离以亚当为头的这一阵营，加入到以基督为头的这一阵营中来。这就是真正的“改宗”。从这一意义上说，圣经坚持的是改革宗信仰，除非你不承认因亚当作代表而传递给世人的原罪，而只讲人所犯的本罪。但这和全本圣经的教导违背，因为“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诗51:5）。

人的全然败坏必然是福音和圣经的逻辑起点。“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罗3:10）罪必然全面玷污了人的理性、情感和意志，因为“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罗3:11）。因此，才有了神无条件的拣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全然归荣耀给神。我们因罪而都在地狱和死亡中，神无条件拣选我们得救（参弗1:4）。然而，圣洁公义的神怎么能随便就赦免有罪的人？我们就必会相信基督限定的救赎（参来2:17；7:25），神不是随便赦免人，而是因基督流血替百姓赎罪。基督不可能替每一个个人流血牺牲——若是这样，那些最终下地狱的人，岂不在宣告耶稣宝血在他们身上无效？主的救赎大能难道不能洗净人不信和拒绝的罪？所以，圣灵内召当然是百分之百召人，人也不能拒绝。一个使枯骨复苏、使拉撒路从坟墓复活的神，他的呼召绝不徒然。他也必会保守他的百姓到底。主耶稣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约6:37）

这正是改革宗信仰的精髓。藉着这宝贵的信仰传统，我们看到了神的完全的主权和荣耀。在真福音和真神学里，宗派才能帮助到家庭教会的神学建造。

不少人会说：“神不会把全部真理交给一个宗派，所以，他把神主权的真理交给了改革宗派，把人的责任的真理交给了阿米念派。”这么说的人，其实不太了解什么是神的主权，什么是人的责任，及二者间的有机联系。一个真正承认神主权的人，才能真正尽上人的责任。神告诉保罗在哥林多城有许多神的百姓，所以保罗才“不要怕，只管讲”（徒18:9）。一个不承认有神预定和主权的人，怎可能有像保罗一样的信心去拼命？正因为神定了，我的拼命才有意义和作用。神不只定了目的，也定了使用我来达成他目的的这种方式。所以，你看神对保罗说船上一个人也不会死，他才昼夜守望，确保大家都等在船上（参徒27:31）。一个相信他的元帅运筹帷幄、百战百胜的士兵，才会勇敢、尽责地去打仗。

所以，我不会笼统地谈宗派在家庭教会神学建造中所起的作用，而是具体到改革宗信仰，我认为这能真帮到家庭教会。我们固然已有“敬虔的生命”传统，但我们缺乏“纯正的教义”传统。而那纯正教义，神正藉着改革宗神学这一器皿传递给我们。我们通过这一器皿去喝那属灵活水。一旦喝到了，就归荣耀给神，而不归荣耀给人。任何一个属这宗派的人，作了神的工作之后，也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作的本是我们应分作的。”（路17:10）

今天，不少改革宗学习者高举改革宗过于圣经，实不知改革宗精神的实质就是不断以神为本改革自身，改革宗永永远远高举神的荣耀，而不是高举宗派。而那些宣扬“后宗派”和搞宗派调和的人，更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超宗派其实也是一种宗派，他们是更强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宗派主义者。

四、宗派在家庭教会牧养中所起的作用

有一次，一位家庭教会牧者跟我谈起家庭教会的现状和需要，他说：“中国目前最大的需要是福音，家庭教会最大的责任是传福音，这也是基督徒活着的根本目的。这时候谈牧养，其实是锦上添花，而家庭教会需要做的是雪中送炭。一个肢体信主了，哪怕信得歪歪扭扭，甚至不去教会，都不要紧，他（她）只要能进天国就行了，为何一定要他（她）懂那么多神学？”

他的话有道理，因目前确实不少教会完全照搬国外教会的牧养模式。我们目前也确实要重视传福音的工作。家庭教会的神学成熟和牧养成熟，也许需要多代人努力。

但他的话也有很多问题。首先，人活着的主要目的应该是荣耀神并永远以他为乐，而不是传福音，传福音只是让神得荣耀的一种方式，不应该被高举到不适当的位置。其次，主耶稣布置的大使命任务，其实包括了传福音、牧养和教导（参太28:18-20）。我们不只要生孩子，还要养孩子，还要教孩子。只生不养，是不负责任。再次，一个基督徒可以离开教会而存活吗？所谓歪歪扭扭的信仰大都最终证明没有真信。仅仅止于得救的信仰不啻是宣扬廉价恩典。一个基督徒不只要得救，也要成圣。耶稣基督是救主和耶稣基督是主是分不开的。

改革宗信仰在家庭教会牧养中会起到什么作用？首先，改革宗信仰提醒我们要传讲全备福音。“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徒20:27）我们只有把人的全然败坏讲清楚，才能把唯独恩典、唯独信心讲清楚。那怎样才能把全然败坏讲清楚？必须得讲神的律法和亚当之约，讲述神的圣洁而不只讲论神的爱。

其次，改革宗信仰的信条和要理问答可以帮我们深化和教导信仰。神学和生活是分不开的，有什么样的神学就有什么样的信仰，神学其实就是教我们怎么在神面前生活。圣经内容博大精深，如何传讲和传递？扎根于圣经的改革宗信条和问答当然是非常好的工具。这些不是捆绑我们，而是带领我们在圣经真理中得着真自由和真喜乐。

再次，改革宗信仰向来把圣道的传扬、圣礼的施行和纪律的执行当成教会的三大记号。改革宗信仰传扬全备的福音，也施行合乎圣经的圣礼。天主教圣餐观即化质论，使圣餐礼成为偶像崇拜。而路德宗的同质论，则误解基督人性，认为基督的人性以一种神秘方式与圣餐同在，忘记了耶稣带身体升天，现正坐在天父右边。家庭教会不少人接受慈运理圣餐“记念说”，而忽略了信心中基督确实的同在和奥秘喂养。只有改革宗神学圣礼观坚持圣礼既是标志和记号（避免迷信化），又是凭据和印证（避免理性化）。洗礼象征着圣灵洗去我们的罪，圣餐象征着信徒与基督相连并分享他赐给的恩惠。同时，洗礼又是福音应许和恩典之约的真实凭据，圣餐也成为新约子民与主联合并得到实际喂养的印证。圣礼背后，其实是圣约神学。圣约神学把旧约和新约连成一个整体。而贯穿旧约和新约的恩典之约，从亚伯拉罕到基督，恩典实质并没变，只是记号从割礼变成洗礼（参西2:11-12）。亚伯拉罕之约既然包括圣约家庭孩子，所以新约当然也应包括孩子。因此，婴儿洗也就成为牧养圣约家庭孩童的重要方式之一。

给婴儿施洗从新约使徒到奥古斯丁，再到马丁•路德和加尔文，都施行。他们难道都错了？反而只有我们家庭教会受重洗派影响的这一小传统才对？我曾问一传道人：“你不给孩子施洗，那你承不承认生在基督徒家庭的孩子和生在不信家庭的孩子有区别？”他说：“承认。所以，我们教会给孩子行奉献礼。”我大吃一惊，就说：“弟兄，你们放着美好传统不用，而用奉献礼，会不会以人的遗传废了神的话？”

总之，改革宗信仰可以帮助家庭教会更好地牧养神子民，使他们“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弗4:13），也“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弗4:14）。

五、宗派在家庭教会建制转型中所起的作用

你如果给大家上一门叫“宗教导论”的课，你会把基督教仅仅当成宗教之一种来上课吗？若这样，你如何给宗教下定义？这就是我不愿笼统谈宗派作用的原因。教会是神的家，在家庭教会中真正起作用的是圣灵所使用的圣道，也就是真理。而宗派给我们一种解经规范，使我们能在前辈理解的基础上，力争靠圣灵来按正意分解圣经。

我们上文提到过使徒在初期建造教会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现在时代已没有使徒，教会如何建立和确立？一方面教会必须建立在全本圣经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参弗2:20）。但仅这就够了吗？

所以，天主教就提出使徒统绪问题。我们不要对此嗤之以鼻。不少人就是因看到新教处处是“教皇”，教会内部又如此混乱才从新教改到天主教。

当然，我们认为天主教对使徒统绪的解释是完全错误的。主耶稣把天国的钥匙给了彼得，要把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太16:18），这里的“磐石”不是指彼得，而是指彼得说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一认信。但同时，我们又看到，彼得确实是代表，他和其他使徒们在当时代表了教会。关键问题是：彼得以什么身份代表了教会？

这里的解经线索在于主耶稣和全本新约第一次用到的“教会”一词（参太16:18）。主耶稣用到这个词的时候，为什么门徒没有提问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们当然不是不敢问，而是大家都心知肚明是什么意思。接下来到了马太福音18:17，主耶稣说：“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接下去，主又重复马太福音16章捆绑与释放的教训，又说：“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太18:20）

对主耶稣和门徒来说，他们如何理解“教会”？从体制上来说，他们理解的出发点一般而言是犹太会堂。而管理会堂的正是长老们。耶稣和门徒并没有否定会堂的管理制度，而这样的管理制度，最早可追溯到摩西（参出18）。有十个犹太家庭可组成一个会堂，大家会选出长老们来管理。一个地区的数间会堂可选出代表参加犹太最高公会。因此这里的“两三个人”从上下文来看首先应指代表教会的长老，而彼得接受耶稣基督授予的权柄不是以使徒身份，也不是以主教身份，而是以长老身份。一间教会除了立在圣经根基上，至少还得有两三位代表教会的长老，教会方可成立。彼得自己也强调他的长老身份：“我这作长老、作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作长老的人。”（彼前5:1）

这在新约可得到有力佐证。使徒行传14:23说：“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又禁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原文的“选立”就是希腊文举手投票的意思。提摩太前书4:14说：“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藉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这里的“众长老”在希腊原文是单数，也就是一个按立的“长老团”，而不是保罗以个人身份私下按立。当然，更重要的明证是使徒行传15章，各教会有了问题，就选出代表，一起开长老会总会，来定割礼派为异端。使徒们以长老身份开会，雅各显然是第一次总会主席。耶路撒冷教会也好，哥林多教会也好，以弗所教会也好，那么大的城市，大概会有不同堂会，但在各自城市都是一间教会，“教会”此词也是单数，就因为他们的长老团是一个。而他们在一起开会，就是一个基督教，就是一个教会，教会也能发出一个声音。但现在，我们已经做不到了。谁能代表基督新教？

有人把教会体制看得很随便，甚至认为摩西采用的模式受文化影响。这当然是错误的。摩西固然是听了岳父叶忒罗的话，其实他俩都知道这是神的意思。“你若这样行，神也这样吩咐你。”（出18:23）这种长老制的体制模式，后来在大卫和约沙法时代进一步推行（参诗122:4-5；代下19:8-11等）。

有人说摩西设立的更像家长制。这当然不是家长制，因为摩西是耶稣的预表，所以不能把他看作教皇式的人物。“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来3:5-6）

除了长老制，我的确没有看到圣经指示我们别的教会体制模式。我也不承认说这么重要的神家治理制度，神竟允许他的百姓自由采纳受到罪玷污的文化理念。同时，我们也可以回应天主教说，长老制才是真正的使徒统绪（长老统绪）。这样的长老制教会既有真理根基，又有长老精神传承，岂不正是家庭教会转型和建制所急需？“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站在路上察看，访问古道，哪是善道，便行在其间；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他们却说：‘我们不行在其间。’”（耶6:16）

有了合神心意的建制，长老们才能代表教会执行教会纪律和惩戒，同时又甘心牧养神的群羊。牧师，在开教会长老堂议会时，是作为长老一员开会。这样在神的家中，力争规规矩矩按着次序行（参林前14:40）。而从旧约到新约，我们也从来没有看到姊妹可以作长老（参提前2:12-13）。

家庭教会要转型和建制，首先要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提前3:15）。而改革宗神学和长老制体制可很好地帮我们回到圣经和回到神的心意。没有归正，就没有复兴。不合神心意，工作再大也没用。

六、家庭教会目前的状况和需要

说到目前家庭教会的状况和需要，不怕大家批评，我觉得此时很像士师时代。“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士21:25）

我们似乎也受了世界风气影响，要“摸着石头过河”，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没有最乱，只有更乱。

前段时间，大家一窝蜂去灾区，奉献很多钱物，但不少人对基督教印象反而更糟，因基督教内部纷乱扰攘、互相攻讦。一位在灾区待了两年的主内弟兄对我说：“连非信徒都知道分工对口，我们倒好，乌烟瘴气、一盘散沙！”

接着就是成为闹剧甚至丑剧的武汉跨世纪婚礼事件，武汉某家庭教会三十六对之前甚至不认识的男女要在体育场举办婚礼，结果被搅局。有人说，这使大家对家庭教会的印象倒退到封建迷信那个阶段。

不久就是洛桑大会事件，大家投入盲目热情，根本不管洛桑运动两位发起人葛培理的普救论和斯托得否认地狱永火的严重信仰问题，甚至要以问题多多的洛桑公约作为各教会联合的基础。后来，大家外出受阻，大多不加反省，就说是为主受苦。不少人又忙着推动宣教、回宣和“回到耶路撒冷”等运动。其实，没坚实的教会基础，宣教谈何容易？

再接着就是建什么山上之城、有十字架的变革和基督徒宪政运动等。不少人高呼家庭教会要走向中心、走向公共空间、走向主流文化等。海内外齐造声势。我真不知道多少人是利用家庭教会，多少人是真爱家庭教会。门徒跟着主耶稣走向耶稣撒冷，渴望重新复兴世俗的以色列国，实现他们打着属灵旗号的野心和梦。主耶稣却是走向受苦、走向十字架、走向死亡，当然也走向复活。这才是真正的路。“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约12:24）一位老牧者说：“这一代年轻家庭教会领袖，最大的问题是野心；当然，他们自己把这叫雄心，甚至认为是在为主大发热心。”

现在，不少人又在忙着讨论什么家庭教会身份焦虑、基督徒公知、城市植堂、教会办学、神医灵恩、福音减肥等，而忽略了最基本的神学建造、教会牧养和建制转型等。我们大可不必太在意自己的身份，也不必太在意家庭教会的地位，我们心心念念的是要让基督为王。“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约3:30）

而改革宗和长老制是神给我们的宝贵礼物。谁愿把自己投入进去，被主的真理和圣灵点燃和更新，那更新和复兴就指日可待。而复兴的前提是什么？那就是回到神的心意：让基督为王！在我看来，不管改革宗神学，还是长老制体制，其初衷就是为完全荣耀神并让基督作王。基督本来就是王，但他要藉着我们的生命和服事显明出来。他乐意使用我们。

在一个“后基督教”时代，谈真理和道路都会被人嗤之以鼻。但谁也不敢小看那被真理更新而走在生命之路上的人们，他们的生命多么活泼、丰盛。看，他们连在一起，彼此相爱，大家就认出他们真是基督的门徒（参约13:34-35）。身份不是争取来的，是活出来的！

七、神开的门无人能关！

十三年前九月一天，一位纽约牧师接到一年轻人电话。这位年轻人曾有过数不清的钱和美人，但现在躺在病床快要死了，他想见见这位牧师。牧师赶快出门。一到街上，他突然看到眼前两栋大楼在冒黑烟，街上到处是尖叫的人群、混乱的车辆和呼啸的警笛。他只得从另一面赶到那家医院。医院很快被伤员挤满了，到处弥漫着惊恐不安和绝望愤恨的情绪。在年轻人床边，这位牧师投入地讲着福音，他发现不只这年轻人需要，原来他每时每刻也需要。濒死的年轻人流着眼泪，悔改信主。他死在二零零一年九月十一日。

“九一一”那天，神的作为在哪里？你如果看历史，你绝不会看到这个年轻人的故事。在整个历史洪流中，这个小人物微不足道的死亡不值一提。但那位牧师的双眼从年轻人的脸上移开，抬头看到窗外混乱的人群和坍塌的世贸大厦，却实实在在看到了一位伟大的神的伟大作为。他叫“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太11:5）。他叫枯骨复苏（参结37:10），他叫拉撒路出来（参约11:43）！这作为难道还小吗？他不以人的方式而是以他自己的方式工作。他也常不以我们认为的那种方式工作。

有一次，我受邀在内地一城市家庭教会讲道。讲道地点在一客厅。快到时间了，一弟兄才带我进去。在门外听不到一点声音，一进去了，却发现坐了满屋人，大家都以极低的声音唱诗和祷告。随后进来的人也都悄悄地走路。没有音响，没有讲桌，只有主的话和一双双闪着泪光的眼睛。

还有一次，我在一家主内书店开办讲座，只能坐二十来人的狭小空间，一下子挤进三四十人，后来的人连座都没有。我担心在公共场合讲跟福音有关的内容会给书店带来压力，就声明今晚开讲只谈读书，不谈宗教。讲完后，大家提问，整整两个小时的问答和交流，没有一个人提读书，问的全是宗教。结束后，还有几位年轻人继续跟我聊。有位年轻人，我走到哪，他就跟到哪，一定要跟我谈一整宿。没地方谈，就在寒风瑟瑟的路上说吧。心却是滚烫的。

美国每年出版的基督教书刊有八千种，而大陆每年出版的基督教书目仅一百三十种。相比之下，家庭教会真没多少资源。但在家庭教会，你却真看到神开了一扇无人能关的门（参启3:7）。不只信主人数的增长，更是福音对人心的吸引和对生命的翻转。是啊，我们什么都没有，但有了耶稣基督这道路、真理、生命，我们又缺什么呢？“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至丧命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林后6:9-10）

为何如此？这是因为主看家庭教会为他新妇。“女子啊，你要听，要想，要侧耳而听，不要记念你的民和你的父家，王就羡慕你的美貌，因为他是你的主，你当敬拜他。”（诗45:10-11）单单敬拜他！这位“女子”的心完全放在她的“王”那里了，甚至都忘了她自己。“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民要以圣洁的妆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你的民多如清晨的甘露。”（诗110:3）

如此，出于基督，本于基督，归于基督，不顾一切活出基督。为那不变而变，为那生而死，为那荣耀而活，好让基督在一切事上居首位。因为他是王，他已经作王直到永远。家庭教会愿意只为他而妆饰整齐，在这块苦难的土地上活出那份属天美丽！

8. 我信圣徒相通

——就宗派问题访谈几位前辈

文/本刊编辑部

编者按：1949年以前，中国教会宗派林立，但此后却进入一种普遍的无宗派状态。因此有人认为，中国已经进入后宗派时期。然而，现在的中国家庭教会，处在神学、牧养和建制转型的关键时期，开始重新面对和思考宗派问题，并且有一些肢体期待从具有较成熟体系的宗派传统中得到帮助。而对此，许多家庭教会的老一辈传道人表示担忧，提出要警惕宗派可能会带来的问题。这些前辈经历过中国教会有宗派的时期，和没有宗派的时期，对于宗派问题有着自己的领受。因此，我们访谈了三位前辈，请他们从自身经历和体会的角度谈一谈他们对于宗派的认识，也对期待连接于宗派传统的肢体提出建言。

访谈边云波老弟兄

编：在1949年以前，您接触过哪些宗派？您对当时的宗派有怎样的印象？

边云波（以下简称边）：1949年以前，我接触的宗派有信义会、浸信会、公理会、神召会、五旬节会等等。也接触了一些福音团体，例如内地会、中华归主会、十字军这样的差会。当时内地会虽然是一个差会，但是内地会所建立的教会在各地无形当中也成了一派。那时宗派有两种情况，一种几乎完全是倾向社会福音的，一种是信仰比较纯正的。

我是抗战末期信主的。印象中1945年到1948年，信仰纯正的宗派之间比较接近，信仰纯正的宗派和社会福音派之间的界限很清楚。但在信仰纯正的这些宗派当中，有些人之间有来往，有些没有来往；有的人比较开阔一些，有的人比较封闭，就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各种情况也不一样。

编：当时除了一些独立教会，例如王明道先生的教会，大部分教会都是在宗派里面的吧？

边：有的是有形的宗派，有的是无形的宗派，例如聚会处。聚会处不承认自己是宗派，但是有些人认为聚会处也是一派，而且是很“严谨”的一派。

编：当时这些宗派对于中国教会产生了哪些影响？

边：这个问题不是很容易回答的。当时各宗派有一定的隔阂，比较严重的，同在一个城市，大家互不往来，甚至彼此有对立的情绪。但有些宗派在当年那一个历史时期，确实促使信徒对纯正的真理领受，有了更深的认识，比如说浸信会就阐明了浸礼的重要性。我个人认为还是浸礼比较符合圣经的教导，是一个表明与主同死、同葬、同复活的重要礼仪。王明道先生年轻时在保定赞同点水洗礼一派的人办的学校任教，学生、老师都很喜欢他，甚至学校领导想要保送王明道先生出国留学。但1921年王明道先生觉得以前所受的点水礼不符合圣经，而校方是主张点水礼的，于是就对王先生说：我们本要保送你去外国留学，如果你一定要接受浸礼，我们只好请你辞职了，因为你和我们的信仰不完全一样，影响也不好，请你考虑一下这件事情。可是王明道先生坚持接受浸礼。那时正好是冬天，河水已经冻住了，那些为他施洗的人就把河里的冰砸出直径约有两米的一个洞，王先生就在冰河接受了洗礼。当他从水里上来的时候，衣服上抖下来的不是水，而是一块块的冰。他的学生石天民原来并不想在冬天接受浸礼，但看到王先生受浸后的动人景象，立刻决定也要同时受浸。后来石天民先生成了王先生的同工。王明道先生付出极大的代价接受浸礼，对当时的教会影响很大。不仅说明了浸礼的重要性，而且也激励了信徒，要为主的事工不惜付出一切代价。

当然，关于浸礼的问题也有不同的看法。例如十字架上的那个强盗根本无法受洗，主也说他今夜要和主一同在乐园里了（路23:43）。所以有人认为（我个人也同意这一看法），一个垂死的病人确实认罪悔改接受主的救恩了，虽然根本没有受洗，但在离世之后还是一定会和主在一起的。曾经有两个不同的教会邀我为已经确实信主的人们施行浸礼，那两次都各有一人是坐着轮椅行动、无法接受浸礼的。教会的负责人问我：能不能为他们施行点水礼？我说：我一生从没有给人施行过点水礼，但是若有其他同工，因为他们实在无法接受浸礼，而给他们行点水礼，我不会反对，可以同时施洗，说明原因，各行其礼就是了。所以那两次的洗礼，众人都无异议，同见主恩。

编：也听人说过当年宗派背景的教会中的弟兄姐妹信仰比较冷淡麻木，仅是主日来聚会，并且彼此之间隔阂很深，失去了合一的见证，事实如此吗？

边：大体是这样。不过也有个别情况，不是一概而论。有些派别内部还比较亲切相爱，但有些宗派内部的会众，彼此间也谈不上切实相爱，仅是表面热情、客气而已。那时公理会、圣公会，新神学派（即上文所称社会福音派）力量比较强，而长老会中，还有一些人是很热心的。我个人觉得，那时候神兴起了一些人，看到当时教会的光景很冷淡，让主伤心，于是就放下一切出来传道，有很多感人的见证，不管原来是什么宗派背景，这些出来事奉的弟兄姐妹是相当热心的。但也有一些墨守成规的人，确实很冷漠，彼此之间隔阂很深。本教会之间来往都不多，更不要说和其他教会来往交通了。

编：上世纪倪柝声先生反对宗派，提出地方教会，但他所带领的聚会处却成为当时中国教会最“硬的”宗派，您觉得其中原因何在？

边：这就是因为无形当中高举了自己的领受，而忽视甚至是轻视了其他爱主的人们的领受。我觉得倪柝声先生有很多的讲论是对那一代人很有帮助的，包括我个人在内。他写的一些书让我得到了不少灵里的帮助。我年轻的时候，为聚会处一些同工们的属灵领受和传福音的热心所感动，一度很羡慕聚会处，但是只因聚会处的某些领导人说：“只有聚会处是教会，聚会处以外的公会、宗派、甚至独立的聚会都不是教会。”这一说法使我很难接受。大约在1950年，我曾和昆明聚会处的负责人陈若天（又名陈恪三）老人坦率地谈过我的这一看法。我原以为自己这样直率地评论聚会处，会引起他的反感，万想不到他说：“聚会处的同工们的看法也并不完全一样。”这样我虽然对聚会处未能完全赞同，但和陈若天老人以及一些聚会处青年同工们有很好的交通。

编：1949年后，各宗派都面对一个情况，就是与国外的宣教士的关系被割断了，三自又在国内搞大联合。当时各宗派有什么样的反应？

边：接近1949年的时候，大陆新政权成立以前，信仰纯正的教会来往比较多。当时昆明的信义会、神召会信仰上是有分歧的，但那时他们彼此之间都有来往。聚会处的人也比较开放了，甚至邀请我这个聚会处以外的人去那里讲道，这在以前是没有听说过的。以前聚会处和别的教会来往比较少，后来在1949年以前慢慢就有一些接触了，到了1950年初，北京聚会处的人和王明道先生也有一些来往了。我个人觉得当时的宗派多少有了一些醒悟，觉得我们都是真正信靠耶稣为救主的人，应当有一些来往；已经重生得救、信仰纯正的人，应当有一些交通。那时甚至有一些新神学派的人，也请纯正信仰的人去讲道。我个人觉得，只要愿意听纯正的福音，哪里都可以去讲，所以那时我也到新神学派背景的教会中去讲过纯正的救恩。

编：上世纪九十年代您来到了海外，您对接触过的宗派有什么样的印象？您觉得与1949年以前的印象有不同之处吗？

边：我觉得这些年我在海外接触到的这些不同的宗派，彼此之间的界限不像中国大陆1949年以前那么大。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在占领区成立了基督教联合促进会，有点像后来的“三自会”，真信假信的联合在一起，除了这个带有政治性的联合聚会，我没有见到过各宗派联合在一起的聚会，在抗战的大后方也没有。1995年我到了澳大利亚，就发现墨尔本有一个不同宗派背景的教会联合在一起的祷告会，并且有联合的信仰方面的活动。我还参加过1995年四月间，墨尔本各教会邀请唐崇荣牧师做讲员的联合培灵布道会。布道会之后，墨尔本的几十间教会的牧师长老在一起聚餐。所以，我觉得国外各个宗派之间的界限比较淡薄，之间的来往比较多。不像1949年前的大陆曾有过的老死不相往来、彼此对立的那种情况。当然，海外也有一些地方彼此之间还是有一定距离的。

编：您现在在海外委身的教会有宗派背景吗？

边：没有，是一个地方性的讲粤、英、普通话三种语言的独立教会，上无总会，下无分会。

编：您之前在昆明建立的是独立教会，之后在海外参加的也是独立教会，您觉得独立于宗派之外的教会有哪些好处，又有哪些问题呢？

边：我觉得独立教会比较符合圣经上的教导，也容易和各个宗派有来往、有联系，灵里比较自由。如果独立教会灵里力量比较强，不需要外援，优点就比较多，但独立教会容易受传道人个人的影响。我所在的这间教会，十几年来，有两位传道人先后离开教会，当时就很乱，信徒分成两派，有人拥护原来的传道人，质疑为什么让他走，有人不拥护原来的传道人。前后两次都有部分圣徒想在主日另外聚会，我都解劝、引导没有造成分裂。如果有一个宗派系统，优点就是遇到难处之后，友会和总会可以帮助，因传道人的缘故而分裂、削弱的可能性会小一些。但宗派很容易使不同背景的教会间产生隔阂。而且同一宗派内也并不是毫无矛盾。因为教会是信主的人形成的，信主的人也是“人”，即或很属灵的人也是人。保罗那么爱主尚且并不认为自己“已经完全了”，何况我们？所以在地上，不可能由一些“不完全的人”，组成一个“完全的教会”。

编：那您怎样看待宗派问题呢？

边：圣经里没有宗派的先例。有宗派就很难避免有一种像哥林多教会那样“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矶法的，我是属基督的”的纷争，而没有这样分门别类的纷争，就比较容易合一。我个人觉得宗派到了极端就是唯我独尊，自己是最正确的，别人都是不完全的。保罗劝导甚至指责哥林多那些打着自己旗号分派的人：“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林前1:13）

保罗反对分门别类，但是后来教会历史上还是宗派林立，所以我觉得宗派问题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从教会历史上看是这样，从圣经上看也是这样。我个人认为宗派绝不是神所喜悦的，将来在天上，只有神的教会，也没有公理会，也没有神召会，也没有浸信会、宣道会。现在在地上，这些事情怎么说也难免。我个人觉得最好是没有宗派，宗派不是必要的，但免不了要产生。

我个人向来不参加任何公会、宗派，甚至也不参加任何差传机构、福音团体。但是只要是在主的宝血之下，就认为都应当是神家里的人，都当彼此切实相爱，同心传扬福音。我和信仰纯正的、爱主的人都能够交通、来往，但是我没有参加到哪一个组织里面去。内地会的许多同工我很佩服尊敬，是内地会的一位吴咏秋（Miss Onion）教士领我悔改信主的，还有一位内地会的孔保罗夫人（Mrs. Contento）也曾主动建议、介绍我去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内地会的老传道人艾得理先生（Mr. Adeney）自1946年带领我一起传道。我和内地会（后来改名叫海外基督使团）这么近的关系，但从我传道以后，我也没有参加内地会。因为我个人领受就是这样，我觉得属主的人就自然有灵里的交通，大家都是神家里的人，加入一个宗派，无形当中就和别人划清界限，中间就有一个隔阂。我不愿意有这个隔阂。只要是真正信主的、真正愿意为主摆上的——这样说吧，和主有交通的，我都愿意有交通，和主没有交通的，我也没有办法交通。有些人可能关系感情不错，但谈不上灵里较深的交通。

现在中国大陆没有有形的宗派，但一些人从海外进到中国大陆去办培训，无形当中把宗派的一些理念、观念、领受就带进去了，这实际上形成了无形的宗派。甚至有人划了地盘。有人曾说中国家庭教会是属于“八国联军”、“五胡乱华”状态，我不赞同这个说法，但这仍是海外带给中国大陆的负面影响。现在中国大陆有形的宗派不多，无形的宗派不少。

编：当前大陆家庭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感到中国家庭教会虽然表面上没有宗派，却是最不合一的教会，因为教会之间没有实际的联结。并且因为没有信仰的规范，教会的带领者对圣经的领受就成为会众的领受，容易高举恩赐主义、个人魅力、突出个人领导的权力。这些弟兄姐妹期待能使教会彼此之间进入更紧的联合，但反对为了联合将信仰简化，认为基本信仰之外的一些教义也是应当凭着信仰良心持守的，就像您之前所说的，王明道先生也曾经为了持守浸礼付上了很大代价。这些弟兄姐妹把宗派理解为有制度和规则的教会团契，使他们能在真理中合一，这是他们期待能够逐渐连接于宗派传统的原因，您对此有何看法？对他们又有哪些建言？

边：我个人觉得不在于有没有宗派。有宗派就可以避免这些问题吗？从宗派里也有异端出来，从宗派里跑进异端去的，也不是没有。如果非得要强调自己领受的这一点，一个宗派里也能分出不同的派别来。人的本性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看自己比别人强，人的旧造、个性、老我若不治死，能不能合一不在于外表的组织结构的问题。在宗派里面，虽然可能没有明显的分裂，明显的分歧，但内部也会彼此争论，所以同一个宗派中，也有一些有形的或无形的小派别。当然，没有一个统一的宗派，有些争论就会更自由、更明显一点；但有了宗派而没有属灵的谦卑，仍然会纷争不断。

问题还是在人的心。互相尊重、看别人比自己强、彼此相爱这一点是很要紧的。外边有环境的压力，但自己在神面前那种真正灵里的谦卑是主要的，主耶稣尚且柔和谦卑，我们在神面前怎么敢于骄傲？宗派的形成，多多少少免不了有一部分人看自己比别人强，多少都有人的骄傲在里面，即或创始人不愿意被高举，别人也要把他举起来，高举这个人就形成了一个骄傲的小集体。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就能够同心合意；若看自己比别人强，圣经上说：“骄傲在败坏以先。”（箴16:18）

我曾听到马来西亚伊斯兰教里的一个领导人讥笑基督徒说：“如果十个基督教的传道人在一起开会争论，能够争论出十一个宗派来。”我听着挺痛心。我们都承认自己是罪人，都是主的宝血所赎买回来的，都是重生的，蒙恩得救的，都相信全部圣经是神所默示的，都为主的缘故同心合意地兴旺福音；也许大家的看法在一些枝节上有所不同，但不同点还是很少的。现在很多弟兄姐妹，圣经上相同的地方不多看，专看不同的地方，看得多了，能分成多少宗派来？我觉得宗派不是必要的，我们可以有联合的祷告聚会，联合的培灵聚会，不同教会的同工们多有一些沟通，有些工作彼此俯就，一起讨论，一起同工。海外许多城市，每个月有一次当地教会的同工们联合的祷告聚会。当然我也看见有些祷告聚会成为形式，各自为政，你做你的我做我的，彼此没有什么大的矛盾和争论就行。但一定要建立一个宗派，成立一个机构，统一在这个机构当中吗？

我初到海外的时候，有一位韩见初弟兄对我说，你过去在大陆，困难当中压力之下没有倒下来，现在在海外掌声多了，称赞的声音多了，希望你在称赞和掌声中也不要倒下来。我们那是第一次见面，我心里非常尊敬这位弟兄。我觉得如果弟兄姐妹都是这样彼此切实相爱，彼此真诚相待，能听得进去意见，从心里佩服尊敬对方的真挚，问题要少得多。不然就算同在一个宗派里，彼此勾心斗角争论谁为大，问题也会出现。

从圣经来看，雅各着重行为彰显信心，保罗着重因信称义，但这二者是互补的，不是互相排斥的。也看不出雅各是一个宗派，保罗是一个宗派。保罗本着爱心当面指出了彼得的错误，而彼得在书信里称呼保罗是亲爱的兄弟（参彼后3:15）。保罗和巴拿巴因为马可的缘故分开了，但没有分作两派，也没有因为分开的缘故就彼此不尊重了。巴拿巴如果心肠狭窄记恨保罗，甚至于对保罗有一些不满意的说法、批评，马可不会成为保罗传道的同工和助手。保罗殉道前在最后的一封书信中，嘱咐提摩太说：“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并且特意加了一句话：因为马可“在传道的事上于我有益处。”（提后4:11）。可见这些人之间没有什么隔阂。分开是难免的，分开有的时候是因为工作的缘故，有的时候是因为看法上的不同，或者是因为神的差派不同，这都免不了；但分开不是分别，不是分离，不是分散，更不是分裂、分歧、纷争。

我觉得已经加入宗派的肢体，也不一定要退出来，但是需要真从心灵里没有宗派的界限，尊重别人对于圣经的领受，即使看法不同，也可以交通讨论。圣经的全部真理那么深奥丰富，实在不是我们这些微小的人敢于自信地说：“我所见到的就是完备无缺的全部真理。”我个人认为，只要不是异端，甚至即或到了极端，只要主能包容的，我们也应该能用爱心包容。不同的看法可以在本教会里分享教导，但是不要跑到别的教会互相攻击。内地会有一个信守，就是一个传道人到福音未及之地去开荒布道、建立教会，那么就按照他的领受来栽培、造就教会；如果他离开，需要别的工人到那里继续工作，那么后去的人无论自己的领受是什么，也一定要遵守前面那个传道人的属灵领受，免得信徒产生疑惑。我觉得内地会的这个信守对我们有很大帮助。我去任何信仰纯正的教会讲道，绝对不在会众当中谈这个教会持守以外的道理，免得引起混乱。当然，对于一些问题看法不一样，我会和同工们交换意见，但在会众当中我绝对不谈。

1949年以前，中国教会宗派林立，经过了二三十年的苦难，神的手“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耶1:10）那时神的手拆毁了应当拆毁的，又重新建立栽植了他的事工。后来教会大得复兴，不是哪个宗派、哪个有名的传道人带来的，而是以少数的弟兄姐妹同心合意恒切祷告作为开始。文革之后没有任何的宗派，那时候的传道人的领受看法也未必都完全一样，但经过那个火的试炼，只要你还信主、爱主、靠着主还能够站住，就宝贵极了。彼此认同，彼此认罪，互相代祷，教会在那个根基上复兴了起来。我个人觉得问题还是在人的心，我们需要灵里的复兴。

现在中国教会需要有一个属灵的大复兴。五旬节的复兴是在耶路撒冷的一百二十个门徒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之后发生的，如果门徒还像从前一样彼此争论谁为大，就绝对不会有五旬节的复兴。而圣经记载安提阿教会的五个传道人：巴拿巴是塞浦路斯人，被耶路撒冷教会差派去安提阿，声望较高，称呼尼结的西缅是黑人，古利奈人路求是非洲人，从小与希律同养的马念是贵族，还有一个就是保罗，大数人。这几个本身差异极大的人，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的三节经文里就有两次同心合意的禁食祷告。在教会里面，同心合意恒切祷告是要紧的一件事情。我觉得现在缺少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大陆是这样，海外也是这样。海内海外都需要灵里的真正的同心合意，不是形式上的表面和气，而是本着爱心真诚相见，切实相爱，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真正以谦卑束腰，甚至必要的时候，还要彼此真诚认罪，互相恳切代求。愿我们也会知道，怎样让五旬节降临的圣灵在我们身上运行他的大能！

访谈越寒老弟兄

编：您印象中，在1949年以前，宗派在中国教会中居于什么位置，产生了哪些影响？

越寒（以下简称越）：我那个时候比较小，在我的印象中好像有些宗派背景的传道人很多时候讲道缺乏生命，但是讲到基督的福音上不管怎样也是有共同的认识。1949年以前，中国的独立教会除了聚会处有相当浓的宗派色彩以外，其他还没有构成宗派，王明道不是宗派，贾玉铭也不是宗派，他们之间只是补足的关系，而且常常是互相尊重，联合事奉。那个时候国内有很多游行布道的传道人，我父亲会接待他们，他们所讲的总体来说不会离开基督的福音，只是讲的深度有所不同而已。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大家总体来说虽然不一定真正达到几个“唯独”，但是不敢说自己不“唯独”。

编：您这些年也常去国外，您对国外的宗派有什么印象？

越：我觉得国外很多教会的现状是宗派在、架子在、观念在、教义在、信条在，就是基督不在。你说有什么价值？前不久我跟一个回国宣教的弟兄交通，他说他在国外委身的那间教会，讲道不让超过半小时，千万不要谈一些扎心的话，只能谈一些让人觉得很舒服的话，至于你在教会外做些什么，也没人管。我就问那个弟兄：“你们那里有生命吗？”他说：“这个是很核心的问题，有生命吗，你不讲救恩能有生命吗？”所以我觉得今天国外的状况堪忧。

编：您怎样看待宗派？

越：保罗说一主、一信、一洗、一神，这一切都是一个“一”。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而不是为了利益暂时结合在一起的团体，这种团体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仅在某个阶段之内存在，而基督的身体完全不同，基督的身体只有一位圣灵、一位基督、一本圣经，都是“一”。

我经历过一些同心为主受苦的日子，我就认为宗派应该是一个在人的有限存在中、因为对神的话语领受有所不同而产生的正常状态。我觉得宗派的目的是为了从不同方面来认识神，从不同方面来体会神的真理。每个宗派对神的真理有不同方面的追求，以至于大家能够把一个中心的各个侧面表现得更完整，可能会使我们对神有更多的认识。如果在保罗论述的教会的状态中，我觉得宗派应该是能合一的，宗派应该是能彼此相爱、互相补充的。

所以，宗派的目的不是为了显得自己有多高大，而是愿意在自己体会较多的方面补别人的不足。合一应该是宗派的目的，而不是分裂。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并不是神叫我们分开，是我们人要分开；但是很可惜，人把自己对某件事的看法从相对化变成绝对化，就产生了很多问题。有些人出于血气和头脑知识方面的认识，高举某个派，甚至认为唯有我们这个派是正确的，这就是宗派主义了。今天有些改革宗的弟兄姐妹很有这个倾向，把某些还没有成熟的教义推到一个绝对正确的地步，于是就变成了惟我独尊。这样的情况就比较危险。解放前期聚会处就存在这个现象，那个时候聚会处就认为唯有我们是圣洁的、是属灵的、是基督的新妇，你们不是；所以聚会处逐渐有了一定的排他性。这里存在一种自高自大的倾向，但是很快就被拆毁了。

其实前些年大家都说改革宗主义，因为改革宗比较注重教义，而且每个教义都很有说服力，很让人耳目一新，但容易变成一种知识上的自高自大，甚至不是向宗派发展，而是自以为除此以外别无拯救了。我觉得卫理宗也好、信义宗也好，都仍然是一个“唯独”中间的信仰状态，不会在教义上有很大不同，尤其在救恩的教义上，不可能有很大分歧。还有阿米念和改革宗之间的关系，我想这种争论一定是必需的吗？人家真是异端吗？圣经之中有一些基要真理以外的问题，神没有非常清楚直接地讲出来，而人在没有被光照的时候，往往会自以为可以用逻辑的方式推演出来，或者神说了两点，这两点彼此之间的关系并没有显明，但人却用自己的方式给连上，于是出现一些教义上的问题。

我觉得神学的问题就在这里。神学是用人的思维来思考神的话，然后对神的话作一个分析性、归纳性的总结，使人们在认识神的话的过程中有一个比较好的导向和方法。所以，我认为神学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如果把神学高举到神的话的地位，那一定是得罪神的，因为人的思维永远是有限的。我个人一直是“唯独神的话”，而且在“唯独神的话”中有一个核心，就是透过“神的救赎显明他自己的荣耀”来看整本圣经。我认为如果不通过主耶稣来认识神的话，就会得出许多偏差的结论，甚至走向极端、异端。并且，神没有说的我就不能说，神没有把两件事放在一起我就不能放在一起，因为他是神。耶稣说“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太5:18），你若是加一点减一点神要怎样处置？那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圣经没有讲的你也不要讲，圣经少讲的你也要少讲，圣经中最重要的、叫我们非讲不可的，你一点也不可忽略。这样我们才能够在唯独以神为中心里走这条十架道路，明白他的真理，明白在生命上与神更深的联合。这是我这几年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我也透过这个思考来看今天教会的状况。现在大体上不管什么宗派都出现问题，比如同性恋的问题，这些今天不谈。我只说因为偏离了基督和他的十字架的救赎，今天国外的许多不同宗派共同的问题就是僵死化。启示录里，主批评以弗所教会离弃了起初的爱心，这离弃了起初的爱心就是离弃了基督十字架的爱，除了这个爱没有别的爱。因为离弃了基督十字架的爱，以弗所教会所有的纯正都没有价值，因为没有光了。没有这个光，所有的架构都是零；没有这个光，所有的教义都是零；离开了基督的十字架去建造，无论在哪方面“好”，都是在基督以外的“好”。

律法的中心是以神为中心的爱神，和在爱神的根基上去爱人，如果把神抽离了，律法就变成了僵死的教条，变成束缚人的东西，所以保罗说律法是叫人死的。今天也是一样，如果我们离开了基督十字架的爱这个核心，不管什么都会变成死的。拜偶像的本质就是以世界为主，行奸淫就是与世界联合；你只要以世界为主，就必然与世界联合。而今天许多教会的状态就是如此。我曾在美国听过很多次道，从释经讲道来说那实在是讲得很好，我很佩服他们，听一篇道很享受，就跟听音乐会似的，但是没有办法去用。我还见到一个牧师，他的每一个动作都是设计好的，我觉得这个牧师很了不起，说哪句话，用什么语气、动作，都叫你觉得跟演戏一样。这间教会的团契有一次让我分享，我就讲自己对基督的十字架的体会。后来有一个姐妹见到我说：“我半夜没睡着觉。因为在听你讲过以后，我觉得我可能没得救，我很痛苦。”人到教会本来是追求神的，但所得到的却是另外一套和进俱乐部、进音乐厅没什么不同的东西，还自认为很好，这不是很可怜吗？

这些和宗派有什么关系呢？我的意见是，今天连这个最基本的都没有搞清楚，还去分门别类是有问题的。我觉得宗派如果以认识神为中心，在一些次要的方面有一些不同，能互相补足那就是好事。神太无限太丰满了，只要我们把核心抓住了，在次要方面我们的有限体会可以互相补足。从这一点来看，其实不同的宗派都是同心合一事奉神的，有这样一个共同的方向，不同宗派都可以联合起来事奉神。比如说内地会，他们只有一个目标：基督快来了，我们去传福音，于是什么宗派他们都接受，只要你真正得救以基督为主，只要你里面真正被感动走神的路，那就可以同工。

编：的确，教会面临的核心问题是高举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走十字架的道路。但是在具体的牧养过程中，还会面临许多问题，例如：在领圣餐时，对圣餐意义的教导；在基督里得救以后是否有可能失去救恩；教会治理的模式是主教制还是长老制；姐妹事奉问题等等。十字架救恩根基上，教会是否需要面对这些问题？在您的牧会过程中，怎么处理弟兄姐妹对圣经教导的不同领受？

越：第一，神既赐给人律法让人去遵守，就是要把人规范化。所以我们确实要对律法有很深的认识，但不要把律法与神隔开，而是看见律法是在神下面、引导我们更爱神的一个基本的要求。第二，更深地认识神的话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经的核心既然是神，而神只有一位，那么圣经本质上只有一。我始终认为如果你对整本圣经有相当的认识，你不会发现两句对立的经文。圣经是和谐一致的，是我们人的有限思维导致产生出对立的理解。而且，不仅是有限性，就像我之前谈到的，我们用人的逻辑来推导出一些神没有直接阐明的问题的答案，这是今天存在的许多问题的根源。如果我们真让神来引导我们，我们怎么能出现这么大的对立呢？所以，虽然我们对神的话的理解有片面性，但是如果我们真在一起探讨，可能会得出一个比较一致的结果来。讨论和争论不一样，争论是觉得自己有理，想要束缚别人，但是对神的话语更深地思考、讨论，所产生的往往不是分离而是合一。

我体会神的话都是一致的。你可能觉得有的地方会有矛盾，那是几个因素造成的，也许因为我们有限，神不会把我们难以理解的问题告诉我们，也可能是我们的生命不到程度，神向我们隐藏；但是有不同意见的地方都不是主要的、关键性的问题。在我们教会，我和同工们都不可以把自己个人的想法强加给别人，不可以要求大家听从自己。我们教会的做法就是让同工会决定，我们各自去祷告寻求，直到能够全体一致认同。为了使大家更多认识神、经历神，相信唯独只有一位圣灵引导我们，我觉得我不可以把少数服从多数的观念引进同工会里。虽然有些事情的讨论会拖很长时间，但是你总会发现神会告诉你什么是对的。只要我们专心寻求最后都会达成一致。期间可能有拖延，但是我相信因为把神看为第一位，这个拖延也可以接受，而且有神作主，不会拖延出问题，因为那些不是重要的问题。重要的问题是彼此相爱，不要因为这些次要的问题造成彼此的不和谐，甚至影响我们在神面前的同心，影响到我们如何认识神的话以及如何体会圣灵的引导这些更重要的问题。这是我们教会的做法，我们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学习和成熟，也在不断地成熟中越来越懂得怎么来作更合乎神的话语的决定。

如果看法实在不同，我们在讲道教导的时候，为了造就信徒，原则是不要故意把不同的看法标榜出来，把弟兄姐妹弄得更混乱。如果你觉得这个教会爱主，你也愿意在这个教会里一起服事，我们大家都很阿们，只是说为了避免造成弟兄姐妹的混乱，我们还是只讲共识。你有个人的意见，你可以保留，可以讨论，可以祷告再认识。所以我现在不多倡导什么，而是大家一起来思考，我只是希望大家注意到一点：对神的道我们不能只停留在知识性的知道上，你知道了必须进入神的道，然后你的生命才能够长进。生命的根基在哪？根基在与基督的联合。这是今天建造教会的关键。

我们都需要成长，在成长过程中，也会有不同阶段。随着孩子成长的不同阶段，教导孩子有三种方法：当他一点不明白的时候，你要给他规范性的教导，就是“是”或者“不是”；大一点要让他知道为什么是“是”，为什么是“不是”；再大一点要告诉他，应当怎么认识它是“是”，怎么认识它是“不是”。这个过程也是一个思维逐渐成熟的过程。

编：当前大陆家庭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期待能够逐渐连接于宗派传统，您对此有何看法？对他们又有哪些建言？

越：人是极其软弱的，但是人常常不把自己看成是软弱的，这是很多问题的根源。如果宗派是因为都在基督的救恩里面，被神恩待了，都以几个“唯独”为信仰的中心，但是体会有偏重，互相补足，然后同心事奉彼此相爱，那是良性的状态。然而，我觉得今天在中国教会还根本不具备建立宗派的条件，这个时候就要分宗派，往往是因为高举了自己。我们还是要回到核心，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为什么说哪里高举基督的十字架，哪里宗派主义的现象就不见了？大家都回转，这就是恩典。因为宗派本质上不是对立性的状态，而是里面都有一个共同的中心。

访谈尹道明老弟兄

编：您是如何看待宗派问题的？

尹道明（以下简称尹）：看这个问题应该要回到圣经，我觉得宗派的起源是像哥林多前书里所提到的：“……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矶法的。我是属基督的。”（林前1:12）保罗、亚波罗、矶法之间并没有分门别类，但因为有的人喜欢听矶法讲道，有的人喜欢听保罗讲道，有的人喜欢听亚波罗讲道，又用一种人的追星心理把他们高举起来，这样一个教会里面就开始分门别类了。

我一直记得王明道弟兄说的一句话：“没有什么宗派，只有信派和不信派。”他这句话讲得很透彻。什么叫做“信派”？就是基督的宝血所拯救的、因信称义、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的人。这个救恩保罗总结得非常简明：“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林前15:3-4）我想这就是信派和不信派的根本区别：如果承认耶稣基督是为我们的罪死了，并埋葬了，又复活了——这个复活不是精神上的，而是身体上的复活，那么才可以交通其他的方面。因为这是福音，圣经上讲得很清楚，是最核心的。

在这样一个福音的框架下，也就是保罗所说的：“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林前2:2），其他的问题我们就要按照圣经在一起交通探讨。也可以有一样的看法，也可以有不一样的看法。就像要不要过圣诞节，圣诞节传扬福音有什么不好？如果圣诞节吃吃喝喝嬉笑玩闹那就是错的。还比如说擘饼，是多饼多杯还是一饼一杯；受洗，是浸礼还是点水礼；还有蒙头的问题。这些都不是原则性的问题。圣经上写得很清楚：“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只是各人心里要意见坚定。”（罗14:5）

对于哥林多教会那些分门结党的人，保罗特别说：“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林前1:2b）——只要是因信称义、接受主耶稣十字架救恩、在哥林多城（哥林多地方）中各处奉主名的聚会，在基督的里面就是一个教会。启示录七个地方的教会是七个金灯台，不是一个金灯台。以弗所虽然是一个很大的城市，但是在神看来跟那个小渔村撒狄是一样的，以弗所教会是一个灯台，撒狄教会也是一个灯台。主说“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太18:20）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有奉主名的聚会，接受十字架救恩的聚会，主都在那里。

编：一些老弟兄认为中国现在没有宗派是神的工作，您觉得呢？

尹：这话不对，为什么不对呢？我们只有在圣灵的感动和圣灵的带领下，做到一主、一信、一洗、一神。拆毁里面的墙不是外面的人或哪个政权能够做到的。今天就没有宗派了吗？今天的宗派恐怕比过去更厉害。在解放以前，不是在解放以后，就有人看见在主里的合一，就有人在那里实行主内的合一。我父亲[17]就没有一个宗派的思想，所以我们家族聚会也好，圣光学校的聚会也好，被邀请来讲道的有当时中国各个宗派的领袖，像倪柝声、王明道、陈崇桂、贾玉铭、计志文、赵君影、江守道等弟兄都来过。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团队，都有自己所着重的领受，但是对听的人来讲好像更丰富了神的信息，是灵命所需要的灵粮。

我父亲一直跟我们说，不要卷入宗派的纷争里去，因为这个消耗了福音的力量，我们现在要传扬十字架的救恩，遵行主的吩咐，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主的见证。马可福音中，门徒曾对主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跟从我们。”主对他们说：“不要禁止他……不敌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参可9:38-40）宗派之间各有各的宣教方式，或者各有各的工作方式，主要看敌不敌挡主。

圣经上讲：“要收的庄稼多，作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太9:37-38）主的工作不能光靠你，也不能光靠我，这么多灵魂要拯救，有更多的人受感动出去为主作工是好事情。即便这些工人之中，因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林前13:9），有些人讲的话不是很准确，有些偏差，只要不是原则性的问题，并没有动摇十字架救恩的根基，我们都应该有一个包容的心。如果我们都像保罗那样“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么我们看一个人就是看他接不接受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他是不是一个因信称义、认罪悔改、蒙恩得救的人。如果他是，我们就应该彼此接纳，像主接纳我们一样。

编：还有一些老弟兄认为宗派虽然有其问题，但却是历史的必然，而人为取消宗派会有更多问题，比分宗派更糟的，就是强制性的合一，或漠不关心的联合。您怎样看？

尹：强制性的合一怎么合得起来？并到我这里来你不愿意，你让我并到你那里去，我也不愿意，还是各唱各的调，各吹各的号。使徒行传中记载：保罗和巴拿巴出去传福音，后来因为马可的事情分开了。圣经里为什么记载这件事情呢？这件事情到底谁对谁错？保罗认为第一次出去宣教的时候，马可没有征求他们的意见，自己就离开了，所以第二次出去的时候不能带马可；而巴拿巴认为虽然马可过去有软弱，还是要带上他。我认为两个人的意见都不为错，神也借着这件事让我们看见：在神的旨意里合在一起也好，在神的旨意里分开也好，关键在于分合都不要从我们肉体的嫉妒纷争里出来。

编：当前大陆家庭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期待能够连接于宗派传统，您对此有何看法？对他们又有哪些建言？

尹：我觉得不要把宗派看的很重，有没有宗派背景的都可以一同事奉。我总觉得，最重要的是传福音，而听到福音信主以后，关键还是要让信徒自己读圣经，尤其是新约圣经。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藏在心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让信徒多把基督的道理，把圣经上的话语记在心里，圣灵就能借着他记在心里的神的话让他在听道的时候有颗明辨的心，他也就能摆脱对讲道的人的依赖。正像歌罗西书里所说的：“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戒各人、教导各人，要把各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西1:28）若能在基督里、在基督的话语里把人引导到神面前，引回到神的话和福音里面去，我们的工作就是金银宝石的工作。若我们讲出来的越过了基督的教训，不仅不能让我们在神面前得赏赐，恐怕还要受亏损，因为我们没有忠实于基督的话语。如果我们用自己不明白的去误导别人，就成了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掉到坑里去。保罗尚且说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保罗尚且说自己所知道的有限，我们哪个传道人能够说自己和弟兄姐妹讲的道就是完全对的，你们要听我的？我们当恐惧战兢地在神的面前事奉，因为我们说的每句话将来都要在神面前供出来。

也就是说，在宗派里不要过于高举宗派或者个人的方法。主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太15:8-9）所以我们需要反思，你今天来事奉神，看重哪一种神学的观点或者看重哪一些人的教训过于看重圣经上的话？无论什么问题我们都要看圣经，按照圣经上的话去行，我们就能合一；相反，如果今天我们更多去听某个人的观点看法，恐怕这个合一就很难成为实际。

我就觉得神还是看我们有没有敬畏他话语的心，如果我们敬畏神的话语，如果我们把他的话语常常藏在心里，如果我们常常寻求神话语的旨意，神会借着我们这个无用的仆人做他的工。所以主对门徒说：“你们作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作的本是我们应分作的。’”（路17:10）无用怎么还能作工？主人给你银子，你去赚银子；主人给你恩赐，你使用这恩赐；主人给你话语，你去说这话语。当你说主的话语的时候，因为是出于神的话，别人受感动不是你使他受感动，而是“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路1:37）。“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林后4:7）宝贝放在瓦器里，怎么才能显出神莫大的荣光？瓦器要破碎。瓦器看得见的时候，这个光是瓦器的光，而不是宝贝的光。如果我们今天总是只记住某个人讲的道，或者他的一些观点，我觉得价值不是很大。因为这世界和其上的都要过去，包括我们所说的话，惟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话语，那是存到永远的。所以，我们今天多讲基督的教训，多讲圣经上的话，多让自己的瓦器在主面前破碎，这就显出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而不是出于我们，这样就能更好地为主作工。

使徒行传中也记载保罗最后一次回耶路撒冷去，途中有先知跟他说，他要被捆绑交到外邦人手里。这里有一句经文非常重要：“保罗既不听劝，我们便住了口，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便了。”（徒21:14）我也想把这句话送给你们关于宗派问题的这个讨论：愿主的旨意成就便了。神给我的感动我说给你听了——“会有这些事情”；但是神带领你——“就是摆上命我也要去”；你不错，我也不错，你向神负责，我也向神负责，我们都是各自向主忠心。在地上我们都能尽到自己的责任，将来都能得到主的称赞就好。“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罗11:36）你也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的，我也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的，既然我们都是这个来源和归属，虽然你走的路和我走的路不一定完全一致，你的看法和我的看法不一定完全一致，大概在神的面前都没有什么对错的分别。我们在地上也不必为这些事情多有争论或者讨论，各人向神负责任，各人向神存着无亏的良心，你的良心对得起神，我的良心也对得起神，那就好了。

9. 跨宗派主义的中国内地会与宗派问题

文/亦文

如果说一个人的属灵气质，受到带领者的影响，一个教会的属灵氛围，受到植堂者的影响，中国教会在宗派问题方面的属灵传承，势必也会受到西方宣教团体的影响。作为当年在华最大的西方差会、也是全球最早最大的跨宗派型差会，研究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缩写CIM）对宗派问题的策略方针与处理方法，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教会对宗派问题的看法，也对今天各教会处理宗派问题具有借鉴作用。限于篇幅，本文探讨的范围仅限于内地会在华时期。

内地会创始人戴德生的宗派归属

在讨论内地会的宗派理念之前，很有必要回顾一下其创始人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本人的宗派归属。戴德生传记的读者应该记得，戴德生出生于一个循道会世家，他的曾祖父戴雅各（James Taylor）乃邦士立镇（Barnsley）第一位循道会地方传道，并与当地会众协力建造了一座礼拜堂。少年戴德生因母亲和大妹的祷告真正得救的那年（1849年），该镇的循道会发生分裂，他和他的父母决定加入“改良派”，亦即后来被称作循理会（ Free Methodist Church ）的这一分支。他前往赫尔（Hull）担任诊所助手的时期，则在当地的弟兄会聚会，甚至在那里接受了成人洗礼[18]。也是通过赫尔的弟兄会，戴德生深受孤儿之父穆勒（George Mueller）的影响开始学习祷告将需要交托给神，由神感动人心来供应，绝不亲口提醒雇主发薪水。戴德生转往伦敦学医之际，在托特纳姆区（Tottenham）的布鲁克街（Brook Street）一家贵格会背景的弟兄会擘饼聚会。十年后，戴德生从中国第一次返回英国养病期间，一度成为韦斯特伯恩路浸信会（Westbourne Grove Baptist）的会友。英国女学者麦凯（Moira J. McKay）查考了内地会早期支持者的宗派背景，发现弟兄会、英国国教和浸信会名列前三名。[19] 戴德生的妹夫海班明（Benjamin Broomhall）出任英国本部联络人之后，进一步拓展和提升了内地会的支持圈，逐渐吸引了以“剑桥七杰”为代表的精英群体加入内地会的团队。终其一生，戴德生和各大宗派的领袖与会友都保持了深厚的友谊，可以说，这些人脉关系是他后来建立一个跨宗派差传机构的社会基础。

《戴德生传》的读者应该也记得，戴德生抵达中国之前，已经有不少其他新教差会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展开了福音事工。差派第一位赴华宣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的是英国的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差派第一位赴华美籍宣教士裨治文（Elijiah C. Bridgman）的是美部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两者恰巧都是公理会背景。戴德生在上海寄人篱下的时期，居住的就是伦敦会的宿舍，他的发妻玛利亚也是已故伦敦会宣教士台约尔（Samuel Dyer）的女儿。初步掌握语言之后，戴德生曾先后和伦敦会的艾约瑟（Joseph Edkins）和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英行教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的包约翰（John Burdon）、美国长老会（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的郭达门（John Quarterman）、英国长老会（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的宾惠廉（William Burns）和苏格兰长老会（Church of Scotland）的慕维廉牧师（William Muirhead）结伴出门布道。除此以外，当时中国还有美国浸信会（American Baptist Mission）、美国圣公会（American Episcopal Mission）等不同差会，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具有明确宗派定向的宣教差会。不仅相同的宗派因为国籍的关系分为英国和美国两个机构；甚至来自同一国籍同一宗派的宣教士，因为种种原因而分别归属不同的差会。英国方面，英国国教会（Church of England）先后成立了高派的安立甘会（Society of Propagation of the Gospel in Foreign Parts，缩写SPG）和低派的英行教会（CMS），前者为英皇威廉三世御笔钦定，史称“特批差会”（chartered society），而后者则为国教会中的福音派领袖推动的志愿差会（voluntary society）。两个差会在中国皆设有各自的宣教站。美国方面，美国长老会和浸信会差会，后来因为南北战争的缘故，皆分裂为南北两部，其在中国原有的宣教站也不得不人为地划分归属。

众宗派差会的瓶颈VS. 跨宗派型差会之失败

综上所述，戴德生在中国的第一任服务期间，接触了不同背景的差会、也与不同宗派的宣教士同工，逐渐摸索在华宣教的策略方针。1860年，戴德生回到英国养病期间，与众教会分享对华宣教之异象，他的初衷并非成立新差会，而是希望各现有的差会能够加强对华差传的力度。然而，几乎所有现有差会的回应都是爱莫能助，这迫使他意识到，除非创建一个新型差会，不然绝不可能有效地满足中国的属灵需求。

当时英美两国的大型差传机构的第一特征为“单一性的宗派主义”，第二特征为“多元化的宣教禾场”。换言之，虽然在母国，英行教会仅倚重英国国教体系，但在海外则开发了非洲、印度、中国、南太平洋等各个禾场，因此通常不愿对某一特定禾场孤注一掷，免得厚此薄彼。有鉴于此，戴德生认为，赋予这个新差会身份认同的因素不应是其宗派性，而是其宣教禾场。因此，他将之命名为“中国内地会”。

除了禾场分散之外，戴德生深知现有差会难以扩展进深的瓶颈分人力与财力两大因素，这两大因素不仅息息相关，而且都与其宗派性存在着深层的关联。首先，任何一个成熟的宗派，都具有既定的教会体制（church order），在各宗派分门别户的英国，通常很难兼容并蓄。同时，当时的主流思潮认为，既然海外宣教士最终将承担植堂牧会、施行圣礼的重任，他们的遴选资格应当与国内神职人员相等。这样的高要求，自然而然地把宣教士人选的范畴缩小到神学生这一精英团体。由于女性当时不能出任神职人员、不能就读神学院，因此也兼带取消了女性投入海外宣教的资格。前程似锦的神学毕业生中，有志于从事海外宣教者往往凤毛麟角，加上宣教禾场惊人的损耗率，宣教机构往往有人才难得、青黄不接之叹。虽然个别差会也吸纳技术工人或专业人士（主要是教师和医护人员），但通常不赋予他们施行圣礼的属灵权柄。[20]

由此引申出来的问题便是，既然海外宣教士与国内教牧人员的资历相当，即便大部分亚非拉禾场的生活费用低廉，他们的薪金标准和福利待遇也应该与国内牧师对等。神职人员的薪金通常高于普通人的平均收入，绝大部分男性宣教士都会娶妻生子，因此差派和供养一个海外宣教士家庭的财务成本便高居不下。即便召到新人，也不一定有财力把他打发出去。

与宗派差会“瓶颈困境”相对应的，则是中国传道会（Chinese Evangelisation Society）的实验失败。在内地会创建前后，现代宣教运动已经发展了一个甲子，在这段时期内，将不同宗派的人才召聚在一起修订圣经（如圣经公会）、治病疗伤（如医疗性差会）、教书育人（如教育性差会）尚属易事，但让不同宗派的牧师和会友携手并肩地植堂牧会则困难重重。在内地会之前所创立的跨宗派差会逃不出两种结局，不是如伦敦会和美部会那样演变为依附于某一宗派（公理会），便是如中国传道会那样破产解体。作为中国传道会前宣教士，戴德生对其不足之处有切肤之痛：缺乏大差会成熟的运行体制，这个新兴差会不仅不能给前线作战的宣教同工提供稳定的配给、供应和指令，其设在伦敦的总部最后也因陷入财政危机而借债度日，迫使戴德生不得不辞职表明立场。中国传道会异象的夭折，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缺乏宗派体系的有力支持。通常宗派性差会的背后，都有全国性或地区性的联会组织出面呼吁基层教会或会众个人定期奉献，或者从每年的教会经费中提取一定比例的金额用于海外宣教。这些支持架构所提供的经费，形成了宗派差会运作的安全底线（safety net）。从理论上说，跨宗派的差会可以向不同宗派体系的教会要人要钱，但实际上，因为缺乏成熟的组织架构和协作渠道，可能没有任何一个宗派或地方教会愿意出人出钱。

内地会“跨宗派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如何吸取前车之鉴的教训，又不失去从天而来的异象？经过几年的深思熟虑后，戴德生推出新生代的“跨宗派主义”，期冀克服宗派差会和中国传道会这两种模式带来的问题。在宗派间壁垒分明的时代背景下，与各宗派争夺宣教资源一定会成为众矢之的。因此，戴德生在人力和财力两方面，都采取了“开发潜力”的策略。

从人力资源方面，内地会向所有宗派的平信徒（包括女性）开放。从差会的角度而言，这一招募策略，大大扩展了准宣教士的来源；从教会的角度而言，也使得本来没有资格投入海外宣教的“后备军”得以回应“马其顿的呼声”。通常而言，与受过系统神学训练的教牧人员相比，各宗派的平信徒更加看重对基要真理的认同，比较不容易纠结于教会体制和礼仪方面的传统差异。为了淡化同工间的宗派差异，内地会历年的祷告名录（Prayer Directory）中，只注明各宣教同工的国籍，不标示宗派。内地会出版的传记作品中，主人翁的宗派背景也很模糊。至今，我们对最早坐“兰茂密尔号”（Lammermuir）赴华的内地会同工的宗派背景几乎一无所知，仅能从他们的籍贯或母会推测一二。譬如，来自苏格兰的倪义来夫妇（Lewis & Eliza Nicol）、卫养生（James Williamson）、童跟福（George Duncan）应该是长老会友；宾法特牧师查经班女传道麦克莲（Jane McLean）和毕业自宾法特牧师圣经学院的女教师包美丽（Mary Bowyer）可能是英国国教会友；瑞士籍的家庭教师夏安心（Louise Desgraz）多半是瑞士改革宗（Swiss Reformed）。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内地会在未设国教（state religion）的美国和各英属殖民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先后设立分支机构。这些“新大陆”的宗派意识相对淡薄，各宗派教会的差传机构也较为薄弱，跨宗派的内地会的到来，为一些自身没有差派机构的宗派、或者本宗派差会不在中国设宣教站的会友提供了赴华宣教的机会。譬如，新西兰浸信会联合的宣教机构，鉴于会众基数较少的客观因素，锁定印度孟加拉东部（East Bengal）为唯一的海外宣教禾场，因此，对中国有负担的新西兰浸信会友，纷纷加入内地会回应神的呼召。浸信会虽然在新西兰只是一个小宗派，却占了新西兰内地会赴华宣教士的半数。

在实际操作层面，为了保持内部的多元一体（unity in diversity），对本宗派“情有独钟”的申请人，内地会往往会建议他们改投本宗派成立的一元性差会。除了宗派差异，内地会的团队建设，还需面对不同时空中的政教纷争。在戴德生的时代，主要矛盾集中在欧洲同工中“国教派”（conformist，如圣公宗、长老宗和路德宗等政教关系较密切的宗派）和“不从国教派”（non-conformist，如浸信会、贵格会、弟兄会、公理会等属公民社会范畴的宗派）之间；到了他的继任何斯德（D. E. Hoste）任期，北美同工中“自由派”（liberalist）和“基要派”（fundamentalist）之争则日渐凸显。

然而，对内地会跨宗派主义实验最大的考验，还不是人力资源间的磨合，而是财务支持的保障。内地会被公认为“信心差会”的鼻祖，但戴德生本人从未自诩为最具信心之人，也从未暗示其他差会缺乏信心。然而内地会在神学层面的跨宗派主义自然而然地决定了其在财政层面的信心原则，久而久之，旁观者把“信心差会”的黄袍加诸其身。[21] 戴德生在北美阻止慕迪（D. L. Moody）收奉献的故事，是脍炙人口的内地会传奇之一。他对全场会众的当场说明是“信心原则”的最佳解说词：

我十分感谢各位与主席的慷慨，但我所代表的差会是从不在聚会中收取奉献的，以免有些原来用作支持固有宣教团体的金钱，因此转变了用途。我们渴望能协作、而非阻碍各宗派的工作。这些差会一向都靠这些奉献维持运作。如果有人想在他们固定的奉献之外，参与中国内地会的事奉，可以随时写信跟我们联络。

几年后，德国国教信义宗的领袖当面质疑戴德生“自由奉献”的财政制度，戴德生的回应是：内地会不当场收奉献，是不想给与会者施加压力；只接受自由奉献，是因为不想挪用其他差会的奉献；宗派教会培养会众定期奉献的习惯，是很好的操练。他从来没有要求别人仿效他。

《内地会的原则与实践》将“财务支持的信心原则”解析成若干细则：

本差会完全由基督教会的自由奉献支持。工作的需要以祷告的方式呈于神前。个人不可征收（solicitation）或募集（collection）。本差会的日常开销以量入为出为准则，且认为负债的行为与完全信靠神的原则不符。本差会无法向成员保证固定的经济支持，但是各主任将信实地分配现有资金，满足每一名同工的需要。各主任从差会资金中领取的经济支持，其金额皆与差会其他成员等同。本差会每一名成员都必须认识到，他当仰望神供应他的需要。因为是神、而非人的机构呼召他为其工作。[22]

简而言之，内地会的财政信心原则为“两不两无”：不募捐、不举债，无津贴保障、无区别待遇。不募捐并非不接受奉献，而是在以内地会名义召开的聚会中不传奉献袋、不放奉献箱，也不在组织结构中设募款人（fund-raiser）。“两无”是“两不”的自然结果。既然不能如宗派差会那样保障收入，自然也不能如宗派差会那样保障付薪，因此内地会的宣教士不是端“铁饭碗”的“雇员”（employee）；既然基于同一种理念参与同一个事工，内地会宣教士便是体现志愿原则的“成员”（member）。而这种成员身份更能体现同舟共济的团队精神。戴德生启用平信徒做宣教士以及认同中国平民的生活方式，客观上也大大降低了内地会的用人成本。[23]“两不两无”的财政原则被戴德生和他的追随者奉为“铁律”，成为构筑所有信心差会身份认同的重要元素，即便家境丰裕的成员也甘愿放弃原来的生活水准，接受内地会提倡的“简朴生活”。

这样的公开申明和内部守则，显然是内地会整个团队依靠神的信心宣言，使得内地会与各宗派教会的公共关系无可指摘，反而赢得了各宗派的尊重和支持。譬如，弟兄会一般不接纳差传机构，却破例大力支持内地会。[24] 弟兄会的领袖穆勒不仅是内地会最早期的属灵父辈，而且在“扬州教案”之后内地会在英国备受批评、奉献大减的情况下，仍然每年寄两千英镑支持其事工。

内地会的“跨宗派主义”不仅需要被各差派国各宗派所接受，还需要在禾场国（即中国）的宣教实践中能够运作。不同宗派背景的宣教士即便在拓荒布道时期能够“共患难”，在建立教会、确立圣礼的时期未必能“共富贵”。既然各个宗派都差派了宣教士到远东布道植堂，中国信徒迟早会觉察到不同西方宗派间的教义分歧。戴德生无意也无力改变这些历史遗留的宗派差异，但他认为不同宗派的宣教士若是隶属一个差会，他们之间发生争执的可能性远比他们受不同差会带领要小得多。中国信徒若从一群彼此接纳、并肩工作的人那里继承这些不同神学观点，他们就能感受到，不论是何等的差异，都不能阻止这些背景各异的人在基督里成为一家人。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戴德生进一步提出，中国疆域辽阔，人口众多，不同宗派的宣教士完全可以分而治之。换言之，中国之大，既是内地会成立的理由，也是内地会解决宗派问题的方案。

戴德生“羊以群分”的方案并非横空出世。早在现代宣教运动发轫之初，各新教差会就发现：在母国壁垒分明的宗派差异，到了福音处女地都失去了意义。因此同一禾场的不同差会之间逐渐形成了“宣教协商制”（comity）的惯例，这种默契，又被称作“新教共识”（Protestant consensus）。按差传研究学者比弗（R. Pierce Beaver）的界定，“宣教协商制”可被简单地理解为“按地理划分的宗派主义”[25]。早在1836年，美部会便呼吁所有的差传机构“瓜分”世界，达成全球性的“协商约定”[26]。1877年首届在华传教大会便已设立“禾场分治”的委员会（a Committee on the Division of the Field），1890年的二次大会达成了具体协议，但因为中国幅员广大、外来势力复杂、天灾人祸不断，这些协议从未真正执行过。[27] 戴德生将这种本来是不同差会之间的磋商模式，改变成内地会内部调兵遣将的分配原则。这一理念的提出，要到内地会的宣教团队不断扩大、同一宗派的同工达到一定基数的情况下，才能真正实施。譬如，内地会和陕南的英国浸信会联手打造“浸信会传教区”，在其他地区建立了若干非正式的长老会和卫理公会传教区。

最经典的案例为内地会与英行教会合作的“川东教区”：内地会负责该地区的宣教事工，并提供圣公会背景、而且具备按立资格的传教士出任当地的神职人员。第一任川东会督[28]为剑桥七杰之一盖士利（William W. Cassels）。1895年10月18日，盖士利在威斯敏斯特教堂被正式按立为华西的川东会督，同时具备内地会和英行教会双重身份：一方面保留内地会的成员资格，出任其地区主任兼中国咨委会（China Council）成员之一；另一方面由英行教会支付薪金，享受英国国教神职人员的待遇。鉴于英行教会在川西已有传教区，内地会的职责以开拓川东传教区为主，并于第二年便在第一个宣教站保宁创办福音医院。盖氏的女婿华福兰（Frank Houghton）四十余年后被按立为川东会督，继而出任内地会总主任（相当于戴德生的职分）。这一史无前例的合作模式乃是经过内地会和英行教会这两大国际差会、中国圣公宗领袖以及坎特伯雷大主教多年酝酿协商方得以建构。多年后，另一跨宗派差会“非洲内地会”（Africa Inland Mission）仿照此例，在乌干达尼罗河西岸建立了类似的圣公会传教区。

1890年前后，各北欧教会的宣教同工纷纷兴起，考虑到北欧同工和英美同工之间基于语言和体制各方面的差异，戴德生没有把他们简单地融入内地会的大家庭，而是创意地成立一系列“伙伴差会”（Associate Missions），各分会本部主要负责与母会联络以及筹款事务，内地会则开放其在中国禾场庞大完备的基础建设和支持体系。不仅如此，内地会为不同语言和宗派的伙伴差会划分了宣教区域，使之各自有发展的空间和负责的羊群。1918年那次著名的全国基督教调查显示，内地会体系下众教会领圣餐者（communicants）中属于圣公会者为三千众，属卫理公会者在五六千之间，属路德宗者为八千众，公理会及长老会各在三四千之间，属浸信会者人数接近两万五千人。[29] 其中路德宗的信徒，多半由内地会系伙伴差会所建立。一份1931年的祷告名录，记录了当时各“伙伴差会”的“一亩三分地”（见表一）。即便在同一省，内地会也可能划分普通宣教区和伙伴差会的宣教区，不同宣教区的信徒可能接受不同宗派的传统与教导。

表一：内地会伙伴差会的宣教区分布（按罗马字母表顺序）

伙伴差会名称

国籍

宣教区

宣教士人数

德华盟会（Alliance China Mission）

德国、瑞士

江西：宁都、瑞金、南丰、南城（建昌）、临川、东乡、崇仁、南昌

13

浙江：处州、缙云、松阳、龙泉、云和

12

女公会（German Women’s Bible Union）

德国

四川：合州、顺庆、开县

11

女执事会（Friedenshort Deaconess Mission）

德国

贵州：大定、毕节

9

立本责信义会（Liebenzeller Mission）

德国、瑞士、美国

贵州：黎平、三江

7

云南：昆明盲女学校、安宁、孝义

7

湖南：长沙、湘潭、沅州、洪江、湘乡、靖州、永丰司、桃花坪、十里山、两头塘、宝庆、武冈、新宁、衡州、南狱

67

挪华盟会（Norwegian Alliance Mission）

挪威

陕西：龙驹寨、商南、山阳、商州、洛南

4

山西：河曲、保德、皋兰、兴县、岚县、静乐、临县、永宁

20

北美瑞挪会（The Scandinavian Alliance Mission）

美国

陕西：西安、蓝田、引家卫、兴平、桑家庄、武功、醴泉、北屯镇、乾州、邠州、长武、陇州、汧阳

29

瑞华盟会（Swedish Alliance Mission）

瑞典

山西：包头、萨拉齐、沙尔沁、托克托、凉城、归绥、丰镇

13

瑞典圣洁会（Swedish Holiness Union）

瑞典

山西：天镇、阳高、大同、朔平、左云、应州、怀仁、广灵、灵丘、浑源、岱岳、朔州

24

瑞华会（Swedish Mission in China）

瑞典

陕西：同州府、干城、合阳、蒲城、潼关

7

山西：猗氏、运城、解州、蒲州、芮城

16

河南：河南府、新安、渑池、陕州

4

被“内地精神”所驱使，内地会同工通常只进入没有常驻宣教士的城镇，其他差会的宣教士接踵而至之后，双方在新教共识的默契下，通常都能划分出各自负责的宣教区。将这种协商机制诟病为“划地盘”的后来者，往往忽略了这一机制的建立与维护，正是为了确立责任以及资源的最大化，防止不必要的竞争。

当然，内地会的跨宗派主义，因着内地会不同阶段的发展，受到种种挑战。因此，内地会的领袖延续戴德生的理念，制定了一些新的守则来维系团队的多元合一。譬如，后来的宣教士不可改动既有教会的传统。如果原来的植堂者奉行的是点水礼，当地教会也已接受并确立这一传统，新来的宣教士不可强行改成浸水礼，更不可要求已经受过点水礼的信徒重新受浸。

这一宣教政策也和内地会的“本土化原则”紧密相连。内地会远离差会荟萃的通商口岸，分散到内陆各省“未及之地”。由于当地往往是福音处女地，内地会系教会无意间演变成一个“准宗派”；甚至国内今天一些介绍宗教历史的地方志中，还把内地会列成一个宗派。但是，内地会没有像其他差会那样将下属教会组成全国性的联会，反而鼓励各地教会就近加入地区性或宗派性的联会。不仅如此，不同中国本土教会寻求帮助的时候，往往发现执行“本土化原则”和“跨宗派主义”的内地会是最好的合作伙伴。在这个“宗派联合国”里，一方面什么宗派背景的人才都有，另一方面这些人才又同时愿意隐去自己的宗派特征，不仅如此，所有宣教士都愿意顺服在中国领袖手下工作。因此，与其他差会不欢而散的陈崇桂，可以和内地会的宣教士一起创办重庆神学院，其他不同背景的中国传道人如席胜魔、王明道、杨绍唐、赵君影、倪柝声、贾玉铭、尹任先，也与内地会在福音戒毒、复兴运动、学生工作等方面有过不同程度的合作。

内地会的“跨宗派主义”对中国教会的启迪

今天中国教会的属灵气质，在多大程度上来自于内地会对乡村教会的建设，尚缺乏足够的个案研究（case study）所提供的实证来进行深层分析。本文结束之前，笔者想简要地反思一下，内地会的历史经验对今天中国教会的宗派问题有何启迪。

首先，戴德生承认各宗派存在的现实，在尊重各人属灵传承的前提下呼吁大家协力合作。他没有推翻建制，而是用“大使命”这一共同目标与各教会合作，在西方差派国和在中国禾场，都作出了合一的见证。对戴德生而言，“跨宗派主义”不等同于“非宗派主义”（non-denominationalism）或“反宗派主义”（anti-denominationalism），也不等同于“超宗派主义”（supra-denominationalism）。如果像“非宗派主义”或“反宗派主义”那样单纯地否认宗派，只会使内地会成为一个新的宗派（一如弟兄会的发展轨迹），而“超宗派主义”则会以团体为合作单位（如不同宗派联会加入世界基督教协会或福音派联会）。戴德生设计的“跨宗派主义”模式，则是鼓励不同宗派的会友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到一个植堂型宣教团体，这种模式面临更大的挑战，却成就更美好的见证。从西方教会史来看，宗派的形成有其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中国教会所进入的“后宗派时期”，只是捐弃了西方的宗派传统，并未超越中国教会本土滋生的“宗”与“派”。与其否认现实，还是应该正视问题，如戴德生那样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谈合一。曾有学者将一个国家的多元文化模式分为“大熔炉”（melting pot）、“什锦沙拉盘”（salad bowl）或“文化马赛克”（cultural mosaic）等两大类。三自爱国运动强行合并不同宗派传统的教会，可以说是“大熔炉”模式，因为种种原因拒绝跳入此熔炉的众教会是否能在国度的事奉中，拌出一盘五味并陈的“什锦沙拉”，或拼出一幅五色缤纷的“马赛克墙”？

其次，戴德生提倡的“信心原则”是西方宗派教会背景下的产物，散沙式的“后宗派”中国家庭教会或城市教会，究竟如何运用信心原则，仍需各位牧者结合各教会的处境深思。因为年代久远，“过信心生活”往往成为一种属灵口号或者是属灵高调，传诵者未必知道“信心原则”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所衍生的日常实践。戴德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总结了前车之鉴，建立了一套更成熟的宣教模式。视戴德生为属灵前辈的华人教会，是否能站在他的肩膀上，建立切实可行的跨文化植堂体系？内地会在西方本部和中国禾场的路线图，皆非天马行空，而是脚踏实地。作为现代宣教运动的受益者或接收端，华人教会对差派宣教士没有财务支持的概念，一味要求工人将生活所需“仰望神”。作为母会，不能自己按部就班地过着“眼不见为净”的教会生活，却让工人在异乡异地摸索“信心生活”，最终在内外交困下伤痕累累地退役返乡，一如当年中国传道会时期的戴德生。

最后，戴德生对成立新差会一事非常审慎。从1860年返回英国述职到1865年以“中国内地会”之名开银行账户，他花了四五年的时间呼吁现有差会重视中国禾场，而非贸然另起炉灶。在此期间，他虽然帮助、培训了几名新宣教士前往中国，但只以弟兄之情视之，并未把自己当做他们的领袖。即便在成立内地会之后，他仍然避免批评其他差会，反而常常表扬他们的长处。最难能可贵的是，戴德生虽然因为不满差会借贷度日而从中国传道会辞职，他仍然与该会的委员保持了良好的私谊。邀请他到布莱顿度假、陪同他到伦敦开账户的，便是该会的原委员皮尔斯先生（George Pearse）；而另一位中国传道会的支持者布迦先生（William Berger）则接受戴德生的委任成为内地会在英国的联络人。在本差会人力和财力两方面策略的制定上，戴德生都尽量避免竞争，“不偷羊”、“不抢钱”、“不夺地盘”，最终赢得了各宗各派的尊重和支持。相比而言，不论是国内还是海外的华人教会，即便是在同一体系内，都常能见到因细故而闹分裂的景象；分裂之后往往老死不相往来，实在失去了信徒的见证。在戴德生的时代，现代海外差传运动尚属发展早期，需要建立新的模式和开拓新的禾场；在我们生活的时代，各种现有差会和福音组织已经非常全面，创立新机构更应极其谨慎。毋庸置疑，神国的资源在种种的另立山头和重起炉灶中蒙受了极大的浪费。

究其本质，内地会只是一个差会组织，不是一个教会组织，因此，其历史经验对中国教会的可借鉴性有一定的局限性。研究内地会的跨宗派主义，不仅是为了了解中国教会的过去，也是为了能更好地塑造中国教会的未来。以往中国教会学习戴德生，仅止于学习他对神的信心；在中国教会日益成熟、宣教意识日益高涨的今天，是否也可以学习他如何将深厚的属灵原则以务实的方式实践出来？如果我们在打发工人出门之前，先坐下来分析、反思一下西方教会的宣教经验，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弯路和学费。笔者借这篇短文分享一下心得，也提出一些问题，与各海内外华人教牧同工共勉。

10. 真理与合一[30]

文/陈彪

引言

每个人在生活中可能都有些坏毛病。就我而言，早上起来满世界找袜子是经常发生的事。它们太容易分开了，太容易扔到不同的角落，稍不留心你就丢了其中的一只。不过生活中，我也注意到另一件东西，虽然分开了，却总是待在一起，形影不离，那就是裤子。

其实，袜子和裤子的情形，与教会实际对待真理与合一的关系这个古老议题十分类似。我们对待真理与合一往往是两只袜子般抓住一只丢了另一只，而不是两只裤脚般总在一起。因此，根本无法带来深远的复兴，处理分裂还来不及。

虽然教会的元首耶稣基督以及使徒们在论到真理与合一的主题时，从来没有将这两者割裂开来讲论，比如在耶稣作为大祭司的著名祷告中这样祈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使他们都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约17:17-22）；虽然圣父与圣子的合一，和教会在三一真神里的合一本身就是真理；但是，基督的教会在对待真理与合一上面，往往顾此失彼。

以弗所书4章是真理与合一的经典教导。请问，中国家庭教会和一切真教会能按其中的教导，“用和平彼此联络”吗？愿意立志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吗？虽然基督教会的肢体有许许多多，最后都在一个身体、一位圣灵、一个盼望、一位主宰、一个信仰、一个洗礼、一位上帝中联合了。原则上理解这点并不难，但实践中如何实施呢？像堂会内部和堂会之间的关系等等，正是我们目前许多教会的难处，也是我自己所在教会的难处。有位牧师对我讲：“几乎在任何一方面，我们都面临着分离的引诱。”我的回应是：“这是自然的，但合一却是超然的。”

我发现上帝在旧约里给我们许多具体的故事和事例，告诫我们怎样在真理中合一，在合一中彰显真理，期待上帝发动一场深远持久的复兴。记载在历代志下30章的希西家王带领犹大、以色列，南北国一同来到圣殿守逾越节的故事，就是其中一个伟大的典范。我们深信它今天仍旧能指导我们，在三一真神圣父、圣子、圣灵的合一中，在基督普世的教会肢体里，在恩典的城市、福音的国度中，在我们一个个的地方堂会和地区联会的聚集中，信靠福音真理、在圣灵中极力保守教会合一，使上帝福音的国度在中国、亚洲和全球大大地拓展。

下面，我们一同思想和经历真理与合一的动态。首先，持守彰显的真理（代下30:1-12）， 其次，保守现今的合一（代下30:13-27）。最后，盼望将来的复兴。

一、持守彰显的真理 （代下30:1-12）

1、持守真理的挑战——忠信与智慧

希西家差遣人去见以色列和犹大众人，又写信给以法莲和玛拿西人，叫他们到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向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守逾越节。因为王和众首领，并耶路撒冷全会众已经商议，要在二月内守逾越节。正月间他们不能守，因为自洁的祭司尚不敷用，百姓也没有聚集在耶路撒冷。王与全会众都以这事为善。于是定了命令，传遍以色列，从别是巴直到但，使他们都来，在耶路撒冷向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守逾越节，因为照所写的例，守这节的不多了（或作“因为民许久没有照所写的例守节了”）。驿卒就把王和众首领的信，遵着王命传遍以色列和犹大。（代下30:1-6a）

在这段经文的前四节中，持守真理与保守合一两者都表达出来。哪里体现了持守真理？在耶路撒冷守逾越节。哪里体现了保守合一？推迟逾越节的时间，为了全以色列南北国子民一同守节敬拜。领袖和全会众都认同这样的做法美善。真理与合一的主题，在这一章中不断地以不同的方式向我们显明。

1）绝对的、核心的要极力坚持

从历代志下29章，我们可以得知刚刚登基的希西家王，年方25岁，大有勇气，开始了修复和洁净圣殿的工作，在正月恢复了圣殿的献祭与敬拜。大概就在同一年，他与众首领决议恢复摩西律法的要求，守逾越节。对希西家而言，以色列全家要在耶路撒冷圣殿守逾越节纪念上帝的救赎，这是绝对的事，是上帝子民与世界有别的核心信仰表达。这不是自我救赎，而是仰赖上帝的膀臂。

熟悉以色列回归历史的人都知道，以色列被掳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的敬拜被假神和偶像占据，在于他们属灵的淫乱。而被掳前的这次复兴，正是以恢复圣殿和献祭开始的。 请记得，这故事发生在南国犹大被掳之前，在南北国分裂时期。列王纪下对同时期历史的描述中并没有具体记载这段复兴细节，但历代志是写给被掳后回归期的全体以色列人的。历代志的作者选择记载这次复兴的细节，是用来激励正在回归的南国犹大和北国以色列。按着律法恢复圣殿和献祭是整个复兴开始的焦点，并期待弥赛亚带来的末世，引入永久的祭司性君王的国度。

王传令要按摩西律法，执行逾越节献祭的圣礼。对他们来说，这个特别的全国性献祭，一定要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从摩西之约的帐幕献祭发展为大卫之约里集中在圣城、圣殿的献祭。现代人想到旧约中成千上万牛羊的血被流出，第一个反应是上帝真残忍。但是，如果稍认真地阅读一下利未记，你会发现每一个献祭之后，都有一句充满怜悯的话：“祭司要为他们赎罪，他们必蒙赦免。”（利4:20b）换句话说，成千上万的动物牺牲，显明着人类罪恶滔天，圣洁上帝忍耐恩慈。

“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作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来9:11-12）我们今天成为上帝的百姓，因着弥赛亚耶稣的来临，他把自己完美的生命奉献为逾越节的祭物，惟有他的宝血能够平息上帝对罪的讨伐，惟有他的宝血才能真正洁净圣殿，其实他自己的身体就是最后的圣殿、人与上帝相会的圣所。上帝呼召一切凭信心走向新耶路撒冷的朝圣者们——他不光是从全以色列民众中间，而且从世上的万族万国中间（包括亚洲人），召聚他的儿女们——围绕在至圣所周围，形成了天底下最宏大的圣殿，就是耶稣自己的身体：教会。

真神的羔羊耶稣，在逾越节被宰杀，三日后复活，在大卫宝座上、在希西家的宝座上、在弥赛亚的宝座上发出王令：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末后圣殿中的敬拜开始了，没有人能够阻挡。因着基督两千年前在十字架上献上自己，实现了上帝设立逾越节、以无瑕疵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应许，我们今天可以在每个基督复活的主日，在基督已经成就的真理中，来到主耶稣君王祭司的桌前，纪念他的死，盼望他的再临，我们在圣灵中与主联合，心灵得喂养，罪污被洁净，宣告惟有主耶稣的宝血才能拯救。

今天，你们作为教会的一部分，面临着极权主义、物质主义、世俗化、现代和后现代的各种思潮，你们会继续在真理和圣灵中敬拜三一上帝吗？你们的圣餐聚会中有耶稣的同在吗？你们会坚持耶稣是唯一的拯救和中保，不是菩萨，不是凯撒，不是金钱，不是山寨版的上帝吗？这并非是容易之事。我住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市，那里每天下午都会播出一个电台节目，叫“三大宗教的一台戏”：一个基督教牧师，一个穆斯林阿訇，一个犹太拉比，在一起特别强调他们之间的相似之处，努力消除他们之间的本质差异。在美国，每年去教会两次的“基督徒”为数不少，一次是复活节，一次是圣诞节；一生去教会三次的“基督徒”也大有人在，这三次分别是出生时的洗礼，结婚时的婚礼，死亡时的葬礼。也许你是一个认真的基督徒，通常教会的主日敬拜你都会出现，然而，在商业化的休假制度里，圣经的主日——安息日受到极大的挑战，结果主日往往被你牺牲给了公司，牺牲给不同的假日（例如春节）、长周末，藐视上帝和他的祝福。我带职事奉的时候，有一个犹太族的同事，她周六就是不加班，她也对我们这些基督徒说，周日你们也不应该加班。奇妙的是，上帝使用这个作为少数民族的犹太妇女的勇气，让我开始坚持主日不加班了。

并且，守逾越节或主日的分别为圣的敬拜，还有一个目的，就是预备我们在其他时间和事务上也尊主为大，成为活祭。大家会极力在凡事上让基督居首位吗？你们愿意让你们对上帝的敬拜延伸到日常生活、工作、与人交往、儿女教养上吗？七年前，当我和妻子送女儿去圣约大学读书的时候，我一到校门口看见他们的校训——“凡事上让基督居首位”。 歌罗西书上的这句话，至今仍深深刻在我的心里，不断提醒我华人在教育儿女上的各种偶像。

2）相对的和次要的要有弹性

第一个问题是：恢复守节还是不守节？按着启示，应该在正月的时候纪念逾越节，可是需要足够的祭司和利未人带领洁净的工作，而全国的百姓自所罗门之后，大约有250多年没有一起守逾越节了，那么就产生了第二个问题：是严格地按照犹太年历正月守节？还是视具体情形有所延迟？事奉中面对与此相似的情况，我们往往都会难以抉择：一旦放松会不会越来越松？但若没有弹性是否会影响对更重要的真理的遵行呢？然而，如果就此认真查考圣经，往往会得出合乎圣经的抉择。比如在民数记9:6-11，就记载了一个相似的情形：

有几个人因死尸而不洁净，不能在那日守逾越节。当日他们到摩西、亚伦面前，说：“我们虽因死尸而不洁净，为何被阻止不得同以色列人在所定的日期献耶和华的供物呢？”……摩西对他们说：“你们暂且等候，我可以去听耶和华指着你们是怎样吩咐的。”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和你们后代中，若有人因死尸而不洁净，或在远方行路，还要向耶和华守逾越节。他们要在二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守逾越节。”

这里记载的是律法颁布后的第二年逾越节，虽然守逾越节的方式仍旧一样，但是上帝给人有了补救的机会，时间上有了弹性。毕竟守节纪念耶和华的拯救是首要的，对违背了礼仪法的人（不洁净的人和外出的人），在他们洁净后，一个月之后以同样的方式守逾越节。

历代志是讲给被掳后回归期的全体以色列人来听的。回归复兴的时期，究竟什么更加重要？是南北国合在一起在耶路撒冷守节纪念耶和华的拯救要紧呢？还是刻板坚持在正月十四日举行逾越节？感谢主，上帝赐给希西家王和领袖们智慧！“王和众首领，并耶路撒冷全会众已经商议，要在二月内守逾越节。……王与全会众都以这事为善。”他们改了庆祝逾越节的时间，加入了弹性元素。其他礼仪法则并没有变更。这是上帝赐下律法之后又赐下智慧书和诗篇的原因，好让以色列人不但能够明白律法，还能把律法具体地应用在他们的生活里。

其实，成熟的基督徒渐渐会明白，同样是教义，并不是每个都是同样的权重。比方说，三位一体，圣经无误，耶稣是唯一的救主和主宰，他的生、死、复活、再来，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这些基本的核心信仰是绝对的，对它们的任何妥协都意味着背叛；但是，还有一些对教义和实践的认识，不同的教会和宗派传统有着不同的理解：如千禧年国度——前千、后千、无千，洗礼的方式是点水还是浸水，敬拜的仪式是只唱诗篇或传统圣诗还是合乎圣经的现代赞美诗歌也能唱，教会的治理方式等等。忠于圣经的教会在两千年的对圣经真理的实践中，并不全然相同，这就需要智慧和勇气，用谦卑的心来持守。大家可能都听说过一句名言：“在核心问题上要合一，在次要问题上给自由，在一切事上都存爱心。”这是十七世纪一位信义宗的牧师梅尔德纽（Rupertus Meldenius) 说的。这句话之所以重要，在于它出现的时间，那时是欧洲三十年战争，而战争的起因中有很大成分是宗教的分歧。这句话是生命在刀剑上换来的结论。

故此，我们必须谦卑地彼此求大同存小异，以古旧常新的福音为我们合一的核心真理。无论在生命力、思想力和行动力上都不失去福音的焦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谈“在次要问题上给自由，在一切事上都存爱心”。

2、归顺真理的福份——成为永远的圣殿

信内说：“以色列人哪，你们当转向耶和华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上帝⋯⋯只要归顺耶和华，进入他的圣所，就是永远成圣的居所；又要事奉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好使他的烈怒转离你们。你们若转向耶和华，你们的弟兄和儿女，必在掳掠他们的人面前蒙怜恤，得以归回这地，因为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有恩典、施怜悯。你们若转向他，他必不转脸不顾你们。”驿卒就由这城跑到那城，传遍了以法莲、玛拿西，直到西布伦。那里的人却戏笑他们，讥诮他们。然而亚设、玛拿西、西布伦中也有人自卑，来到耶路撒冷。上帝也感动犹大人，使他们一心遵行王与众首领凭耶和华之言所发的命令。（代下30:6b-12）

请注意，这段经文里不是在强调一个一个的个体降伏于真理，这固然不可忽略，但这里突出的却是领受真理福份的人是一群一群的联合支派，如同北国的亚设、玛拿西、西布伦支派中有甘心谦卑的人们，也如同犹大的人心一样，甘心遵行圣经的诫命。

不仅如此，他们要彼此联合成为一体，进入永远的圣所。8-9节可以说是对全体被掳回归的以色列人的重要应许：返回应许地，进入圣城，重建圣殿，有上帝同在的事奉，是他们重新蒙上帝喜悦和回归的盼望。

基督的教会虽然在持守真理上面临不同的挑战，但是，归顺真理的必然蒙福。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我们的敬拜对象一定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他们之间的联合是教会合一的真理基础；我们一定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在这个末后的圣殿中聚集和聚焦。因为在约翰福音2章，耶稣说他自己的身体就是圣殿，在17章，他说自己就是那个分别为圣的圣所；他是人与上帝相遇联合的地方，是永远分别为圣、为一切上帝拣选之人预备的居所。所以当教会在元首基督里聚集，当圣灵居住在教会中时，这个基督徒的共同体就成了最后圣殿的延伸。教会就是真理的柱石，这圣洁、独一、大公和使徒性的教会就是耶和华属灵的宫殿，因着圣子基督的洁净，已经适合圣灵上帝居住了。

二、保守现今的合一（代下30:13-27）

1、怜悯软弱肢体——合一的祷告

二月，有许多人在耶路撒冷聚集，成为大会，要守除酵节。他们起来，把耶路撒冷的祭坛和烧香的坛尽都除去，抛在汲沦溪中。二月十四日，宰了逾越节的羊羔。祭司与利未人觉得惭愧，就洁净自己，把燔祭奉到耶和华殿中。遵着神人摩西的律法，照例站在自己的地方，祭司从利未人手里接过血来，洒在坛上。

会中有许多人尚未自洁，所以利未人为一切不洁之人宰逾越节的羊羔，使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成为圣洁。以法莲、玛拿西、以萨迦、西布伦有许多人尚未自洁，他们却也吃逾越节的羊羔，不合所记录的定例。希西家为他们祷告说：“凡专心寻求上帝，就是耶和华他列祖之上帝的，虽不照着圣所洁净之礼自洁，求至善的耶和华也饶恕（原文是医治）他。”（代下30:13-19）

一个好的开始，不一定保证有好的结束。以色列和犹大从四面八方来到耶路撒冷的人属灵状态不同。敬虔和悔改的人，他们预备了、洁净了圣殿。祭司们和利未人不仅自洁，并且透过宰杀逾越节的羔羊，来洁净一切不洁之人。但是，北国以色列人由于多年都在撒玛利亚不按规矩献祭惯了，结果就违例吃了逾越节的羊羔——这可不是饭前有没有祷告的问题。上帝是轻慢不得的，结果在他们身上出现了瘟疫或疾病。在新约圣经中，这个问题仍然出现过，哥林多教会不按理领圣餐时，保罗说许多人因此患病甚至死亡。这是做牧者要保护和警告上帝儿女的属灵事宜。

如果你们是南国君王希西家和忙碌事奉的祭司们，你们会怎样回应呢？如果按照这个世界的法则，希西家王大可以对这些不守规矩的人发怒：“你们这些北佬怎么这么糟糕，来到圣殿连自洁都忘了。破坏了我们领受上帝祝福的大计划，活该倒霉。”然而，希西家王反为这些软弱犯罪的北国人在上帝面前代求。这是出人意料的。他为这些因不按律法自洁而得病的人祷告，祈求耶和华的赦免，求主因着他们专心寻求耶和华而饶恕他们的过犯。希西家从一个执行真理的君王，差人去邀请全以色列人来耶路撒冷守逾越节，现在很自然地转变成了代求的大祭司，一位祭司性的君王。

南北国分裂后，约瑟家的长子以法莲支派成了北国的首领，不断与南国犹大支派抗衡、摩擦。然而此时，南国的王却为这些软弱、得罪他们的北国人，在上帝面前代求。这种祷告和心肠让你想起谁了？历史上有一位生在南国的王，却长在北国，他从南往北巡回布道时，刻意穿过了最不洁净的撒玛利亚地界，向最不配得到启示的妇人启示他是谁，洁净了最不配得到洁净的淫乱女子，拯救了她，并揭示了末后世代圣殿敬拜的真谛——拜父要在真理和圣灵里敬拜。这位祭司性的君王，是远比希西家这个大卫后裔伟大得多的一位祭司君王。他在将自己献上作为最美的祭物之前，就以伟大的大祭司身份，向父神为教会这样代求：“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约17:19-20）

弟兄姐妹，你意识到了吗？我们是来到比希西家王更加伟大的祭司性君王面前，耶稣不光为我们的罪代祷，他自己就是逾越节真正赦免和医治的献祭羔羊，因他的真虔诚，拯救了我们和历世历代的众圣徒。这会怎样改变你我对待他人的态度？我们如何对待比我们软弱的弟兄姐妹？这些人可能是刚刚归主的弟兄姐妹，或将要归主的小羊，他们或许是在教义上没有你清楚，或许是在不同的传统中长大，你看到他们在生活和事奉中许多方面的软弱。你们该以怎样的态度和行动来对待他们呢？当他们有问题时，不是马上请牧师按着教会规章劝惩他们的过犯，而是首先按着马太福音18章的教导，在私下指出和代祷。神家中的治理，不仅是君王性的，更是祭司性的。“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上帝的家。”（来10:21）我们的主本是君王性的祭司，祭司性的君王。

一个谦卑、有智慧持守真理的教会，并不是没有问题，或不出新的问题，而是在问题面前知道如何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一的心，要在合一中不但体现真理的精确度，还要展示真理的美善。

2、上帝垂听——赐下合一的喜乐

耶和华垂听希西家的祷告，就饶恕（原文作“医治”）百姓。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大大喜乐，守除酵节七日。利未人和祭司用响亮的乐器，日日颂赞耶和华。希西家慰劳一切善于事奉耶和华的利未人。于是众人吃节筵七日，又献平安祭，且向耶和华他们列祖的上帝认罪。

全会众商议，要再守节七日，于是欢欢喜喜地又守节七日。犹大王希西家赐给会众公牛一千只，羊七千只为祭物；众首领也赐给会众公牛一千只，羊一万只；并有许多的祭司洁净自己。犹大全会众、祭司利未人，并那从以色列地来的会众和寄居的人，以及犹大寄居的人，尽都喜乐。这样，在耶路撒冷大有喜乐，自从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时候，在耶路撒冷没有这样的喜乐。那时，祭司利未人起来，为民祝福。他们的声音，蒙上帝垂听；他们的祷告，达到天上的圣所。（代下30:20-27）

耶和华上帝听了王的代祷，医治了得病的百姓。而且，希西家王还奖励善于事奉耶和华的人，亲自奉献更多的祭物。他们在接下来的七日里继续献祭，承认自己的罪。这合一的祷告，再度激励了众人继续守节的心志，一次重要的复兴展开了。

上帝凭什么垂听希西家的祷告，饶恕（医治）百姓呢？是因为后来那位完美的犹太人的王耶稣基督献上自己，远超过希西家和众首领的成千上万的牛羊。我们在上帝面前，为其他肢体说好话求情，在于上帝是一位乐意听我们在他儿子基督的功劳上代求的上帝。

我们来自香港、台湾、东南亚和中国大陆不同省份的肢体们，你们这几天体验到教会在福音真理和恩典合一中的喜乐吗？就像当年全以色列（犹大和以色列），还有在他们中间的寄居者们——非犹太人，都大大喜乐，超过所罗门建殿时代的喜乐。“祭司利未人起来，为民祝福。他们的声音，蒙上帝垂听；他们的祷告，达到天上的圣所。”

我们常常强调基督已经成就福音，这是对的。然而，我们的祷告最终蒙悦纳，取决于我们的祷告是否达到了天上的圣所，达到父神耳中。这就需要想到基督目前在天父右边继续为我们代求的美景。这位长远活着、与天父面对面为我们代祷的基督，把我们祷告中一切的垃圾都过滤，将一切的罪过和自义都除掉。

当将来的上帝之城——全体教会旧新约的历代圣徒、耶稣基督的新妇——从天降临之时，也就是羔羊最后婚宴的时刻，那时主上帝全能者和羔羊就是那最后的圣殿，他要永远住在真理与合一的完美教会之中。

结论

有时保守合一，好像比持守真理还难。但是，我提醒大家不要把真理与合一看成是吸铁石的正负两极，那是魔鬼的伎俩。还记得裤子和袜子的比喻吗？在主耶稣基督的教会面临真理与合一之间的张力时，我们是以裤子还是以袜子的形态来看？我们要努力拒绝把真理与合一当成是一双袜子，我们需要让裤子的形态成为教会面对真理与合一的态度和楷模：两个裤脚总是待在一起，坚实地合一，形影不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期待福音在教会和城市中的复兴。

我已经过世的老师Dr. Roger Nicole博士，是一位美南浸信会牧师，生前在美国长老会的改革宗神学院教书。他是一个终身捍卫圣经无误、耶稣基督代替性救赎教义的神学家，在晚年仍旧向开放神学的错误发出指控与挑战。他却有一篇很重要的文章，题为《如何对待观点不同的人》[31]：

我们被主呼召要为真道竭力争辩（犹3）。这并不一定是要好争辩，而是为了避免妥协，持守我们所相信的，持守上帝的真理，在任何时候都不逃避责任。因此，我们必然会在不同的接触点和层面上遇到与我们观点不同的人。我们会在某些基督教教义上意见不一，我们会在教会治理的细节上意见不一，我们也会在教会做事的方式上意见不一。

为了处理这个议题，必须先问三个主要的问题，而且我想要特别强调：按我的意见，我们需要准确地按着以下的顺序问这些问题：（1）我欠观点不同者什么？（2）我能从观点不同者身上学到什么？（3）我该如何跟观点不同者相处？很多人跳过前两个问题，立马跳起来：“我该怎么做？我怎么才能把这个人贬倒在地，怎么才能彻底消除反对的意见和分歧呢？”⋯⋯ 因此我建议，首先我们必须诚实地面对我们的责任。对那些意见不同者，我们是有一些义务的。⋯⋯我们不欠人赞同，也不欠人冷漠。但我们欠意见不同者（无论他是谁）的，也是我们欠每一个人的，是我们没有爱他们。我们自己愿意人家怎么对待我们，我们也应该以同样的方式去对待别人。（参太7:12）。

11. 处境中宣讲古旧常新的福音[32]

文/提摩太·凯乐

为什么要处境化？

处境化是一个很大的主题。我们既需要努力把福音的宣讲带入个人的内在动机，也需要考虑如何把福音带入整个族群、整个文化，这就是处境化要解决的问题。一个人在钱财使用上吝啬，人们会认为他小气贪财，可是如果整个文化是贪财和物质主义的，人们反而会对这个贪婪视而不见。这就是“鱼在水中不知水”。到别的国家旅行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显出文化的不同，帮助我们敏锐于自己的文化；如果总是留在单一的文化里，对自己的文化的感受就会慢慢麻木。福音必须跟文化对话，尤其是我们所处的特定文化。进一步说，每个文化都有自身特别显露出的罪，福音一定要跟我们所处文化中的罪对话，并且帮助会众看到我们的文化唯一的盼望是耶稣基督；而且，我们一定要用当地文化的语言把福音展现出来。这些就是所谓的处境化。

为什么要讲处境化呢？处境化是一种技能，帮你学习怎么能够使福音跟这个文化对话。这个时代，越来越多的人搬到城市，每个城市都是多文化的。如果你在城市里做牧养，你是在一些文化处境中牧养，而这些文化大多数不是你自己熟悉的文化。城市的文化非常复杂。举例来说，多年前我去英国伦敦教导当地的教会如何传福音，我问那里的牧师：通常你的非基督徒邻舍最反对福音的什么？他回答道：你问的是哪一种人？他把非基督徒邻舍基本上归为两类，一类是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还有一类是传统的英国白人，他说这两种人的文化是完全不一样的。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特别注重道德和家庭，强调要对家人好，要做好儿子、好女儿、好丈夫、好妻子、好妈妈；而欧洲文化非常个人主义，强调要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认为这样才能够得到自我尊重的喜乐。所以，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跟传统的英国人用不同的方式反对基督教的福音：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说你们基督教不够道德，没有谈如何做一个更好的人，传统的英国白人就说你们基督教太谈道德了。所以当地的牧师就问我，你可不可以教我怎么浓缩福音的信息，两边都可以讲。我就说不可能，也做不到。我不认为有一个完全相同的传福音方式可以适合任何族群，你一定要处境化。

下面我会先给处境化定义，然后我会解释为什么我们需要处境化，也给出一些处境化的实际方法，最后我会阐明福音本身能如何装备我们处境化。

处境化符合圣经

今天很多人反感处境化，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妥协的福音，他们误以为处境化就是只讲当地人想听的东西。其实，处境化是以圣经的答案回应当地的问题，是在当地人的时间空间里，用他们的语言，他们的表达方式，他们能够懂得的方式来宣讲福音。处境化也应该有一些辩证，使当地人听了这个辩证感受到能力——他们听完了可能不认同，可是他们被刺激到了。比如，你想要论证为什么基督教是真的，当地人听完以后虽然还是硬着心不承认，但他确实感受到了其中的能力——这就是你做到了处境化。处境化绝对是提供圣经的真理，并且清晰和有能力地把它展现出来。

举一个圣经的例子，我们看哥林多前书1:22-25“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就此我分享三点。第一，保罗在这里很清楚地说有犹太文化和希腊文化。每种文化都有它的价值观，希腊文化认为有价值的是哲学，是哲理和理性，他们会假设一些问题去思考。可是犹太人强调结果，他们不会讲太多哲理的辩论，他们只问什么是正当的、正确的生活，他们强调的是实际智慧，是可以从生活中展现出来的智慧。所以说希腊人求智慧，犹太人求能力。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如何清楚地认识到这两种文化的不同。

第二，保罗同时用不同的方式挑战这些文化。希腊人强调要做一个有理性的人，他们看不起只有感性的人，而是认为有清楚的哲理思想，通过哲学、艺术方面的追求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好人。保罗挑战说，希腊人把哲学当成偶像，这样只是高举学术、知识，好像有学问的人才能得救，这是不对的，救恩是单单信靠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这样向希腊人传福音，希腊人会认为很愚蠢，没有智慧，但保罗传的福音不是靠智慧得救的福音，他也用这个方式挑战希腊人，告诉他们真正要追求的是对主耶稣的信心，而不是哲学的猜测。保罗也跟犹太人对话，犹太人希望在今世能做些什么，保罗却要他们看一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救主。不是一个政治性的弥赛亚，相反是一个很软弱、虚己的弥赛亚——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弥赛亚，这对犹太人来说是软弱的。所以，十字架同时挑战了希腊文化和犹太文化，对希腊人而言这个十字架太愚蠢了，对犹太人而言这个十字架太软弱了。但保罗说，你们把自己文化的价值摆在第一，你们的答案才是错的。

第三，接下来保罗话锋一转：犹太人跟希腊人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他们会发现耶稣才是真智慧，耶稣才是神的能力。保罗挑战了两个文化价值观的错误，可是好像又肯定了某个东西。他说希腊人你追求智慧很好，可是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才能找到真正的智慧，犹太人你们追求神的能力也很好，可是在耶稣基督里才能找到真正的能力。所以你看，很巧妙，他同时挑战文化又肯定文化。

十字架为什么是真正的神的智慧呢？神是圣洁的，可是神也是慈爱的；神是公义的，他没有办法原谅你的罪，可是他又是慈爱的，他要原谅你的罪。所以，神如何做既满足了他的公义惩罚罪，又满足了他的慈爱爱我们这些罪人呢？十字架就是答案，在十字架上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中讲耶稣不仅是公义者也是称义者，他不是要在公义或慈爱中间选一个，而是因为十字架的缘故同时公义而慈爱。这才是终极智慧。你看多么美妙！所以保罗对希腊人说这个才是真智慧，比你的哲学高明多了。

保罗又跟犹太人说：你要能力吗？你要一个得胜的弥赛亚战胜他的敌人吗？你认为他死在十字架上是一个软弱的失败者吗？不！十字架才真正彰显了神的能力。如果耶稣真的是一个政治领袖，他兴起一个军队，他唯一战胜的敌人顶多是罗马人。可是他上了十字架，他为我们的罪而死，他把罪和死亡这真正的两大敌人战胜了。保罗跟犹太人说这才是真正的能力。这个就是处境化。所以，我们看到保罗用福音同时挑战也肯定不同的文化，他不是用同一个方法跟不同的文化讲福音。如果我们仔细读使徒行传（如徒13-17章），你会发现保罗传福音的方式与内容从来不是一模一样的，有时他跟犹太人讲，有时他跟哲学家讲，有时他跟异教的平民讲，方式各不相同。处境化绝对是合乎圣经的。

处境化是不可避免的

同时，处境化也是不可避免的。每个文化都有它的不同之处，比如我们有不同的语言。当你用当地的语言来讲福音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在跟当地的文化对话了。当你讲道举例的时候，有时会众听到你举的例子会觉得很亲切，可以回味，有时却摸不着头脑。所以，你所举的例子一定要处境化才是有效的讲道。还比如幽默、我们展现情感的方式，甚至是做一件事情要用的时间。西方人整体来讲缺少耐心，在美国也常常会有基督教大会，他们会跟主讲说你只能讲十八分钟，其他不是主讲的能讲八九分钟，可是中国人可以静静地听我一个半小时的讲道。所以当你去不同的地方讲道，你需要先决定到底要讲多久，这个决定就是处境化的决定。

需要根据文化的特点，来将传福音的方式处境化。在一种文化中有效地说服人的方式，不见得适合于别的文化。有些文化喜欢理性的思考，有很多哲理，可以通过辩论的方式来说服他们。如果你有一个很好的逻辑论证，他们会容易理解，例如鲁益师（C. S. Lewis）写的《返璞归真》可能会对他们很有帮助。但这种方式对于现在的美国人，可能就不适合，他们看鲁益师在书中这样论证下来，会觉得太冗长了，很不习惯。有些文化比较强调实际经验，说服他们的方式是要有一种智慧的经历，使他们听了就明白。在亚洲的文化里，我的理解是，佛教比较强调冥想，所以有点类似于希腊人，而儒家强调实际，所以有点像犹太人。这是文化上的差异，说服不同文化的人其方式也应该不同。

当你跟不同的人讲福音的时候，已经是在处境化了。你在自己所在的教会长大，你学习传福音的方式是当地文化的，你习惯了这个方式，并且觉得这个才是真福音，但当你搬到新的城市，你认识了一群陌生人，你想把福音传给他们，但你觉得还是用以前的传福音方式才对。其实，它本身就已经是处境化的福音，你现在需要重新处境化，你必须用当地文化能够明白的新的方式传讲福音。

处境化是合乎圣经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不过我也要提醒你，如果你太过于与当地文化妥协的时候，比如你只是讲他们喜欢听的，为了让他们喜欢你，那么你确实是妥协了福音，让当地文化阻挡了福音的内容。可是，另一方面，如果你不愿意处境化，认为“我的福音”才是那纯正的福音，那么你也是用自己的文化阻挡了福音的内容。所以，不管你有没有处境化，你都可能已经拦阻了福音；而当我们常常去思考该如何把福音处境化的时候，反而会帮助我们更认识福音的内容。

下面我将通过一些例子，分享处境化的方法和原则：第一，如何预备处境化；第二，两个主要的策略；第三，处境化的两个工具。

如何预备处境化

如今的世界越来越城市化，人们的流动性因此也越来越强，教会领袖们感到自己身边的人一直在不断地变化，因此愈加发现需要把福音处境化。在预备处境化的过程中，要学习其他人，学习他们的文化。具体应当怎么做呢？有两个方式：一个是外在的方式，一个是内在的方式。

外在的方式是指通过阅读学习不同的文化。我牧养的第一个教会在美国南部的弗吉尼亚州。美国南北方的文化不太一样，我是北方来的，当地人就叫我“扬基佬”——美国以外的人认为所有美国人都是“扬基佬”，但实际上美国南方人认为北方人才是“扬基佬”。这是非常复杂的。当我搬到弗吉尼亚州的时候，我马上发现这里的文化是不同的。后来我又发现因为当初是南方打输了南北战争，所以他们对南北战争反而印象更深，我们教会一些老一辈的人对于南北战争的许多战役都如数家珍。而且当时美国强调种族联合（就是要把白人黑人都聚集在一起，此前是强迫地分开），对整个文化的影响都很大。所以我为了了解当地的文化，很快就开始读有关弗吉尼亚州的书，特别是努力了解南北战争和民权运动。二十年后我搬到了纽约，我不是纽约人，为了明白纽约的文化还是看了很多书，有些书是关于社会分层的，就是透过社会学的方式认识纽约，但我读的书多半不是学术研究，而是用故事来表达纽约人的生活方式，我觉得有时候这些书对我帮助更大。

这些属于对一个文化外在的学习，但我认为更好的认识不同文化的方式是内在的学习，就是花时间跟当地人在一起。举两个例子，当我搬到弗吉尼亚州的时候，我们那个小镇上没有一个专业的辅导者，全镇的人不管谁有问题都来找镇上的牧师，就是我。我当时也不过二十五六岁，却要解答许多人诸如婚姻问题、家庭纷争之类的问题。回想那个时候的经历，虽然这带给我很大的压力和张力，但也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我更认识了他们的文化——他们表达的方式与我完全不同，可是我就借着这机会专心地听和学。后来我搬到纽约市的时候，是另外一种经历。纽约人非常热情，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不拐弯，绝对不害羞。我到纽约植堂时开始讲道，挑战基督徒把非信徒也带来教会。通常人们来到某个教会，如果不喜欢听这个牧师讲道，下次不来就行了；但纽约人不是这样，纽约人听完了道，有不满意的地方会来找你，要跟你谈谈你讲的道有多么糟糕。所以每个礼拜天，都会有大概二十多人要和我谈，我得跟他们预约：“要跟我谈我哪里糟糕，你礼拜一来、你礼拜二来……”有时候我会找附近的一个小馆，然后一整天坐在那里，和不同的人谈，以至于这个小馆的老板开始跟我要租金了。但是我就耐心地听，他们给我的资讯超越任何书本可以给我的。

这是怎么做到的呢？当你参与到你要服事的人群当中，他们的问题一直在你的脑海里面，而在你在读圣经预备讲道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经自己会提问和解答你头脑里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圣经是神的话，是无限量地丰富和深刻的，任何一段经文不可能看一次就全部都懂了，每一段经文都是非常地丰富。当我查考圣经时，我突然发现这些经文有很好的答案回答他们留在我脑海中的这些问题，很多是我原来思想不到的，因为我本身没有这些问题。当然，不是说我现在看到的这些问题推翻了我之前对经文的理解。二十年前弗吉尼亚人讲给我的问题，和今天纽约人讲给我的问题，同时在我脑袋里面。我现在对这段经文的认识跟二十年前的认识并没有冲突，不但没有，反而因为这些不同文化的挑战，使我对这段经文的理解更丰富了。

两个处境化的策略

这两个处境化的策略是相辅相成的。第一，是找出不同文化中的故事（storyline）。希腊人的文化和犹太人的文化都有它的故事。一个故事通常是展现一个问题，然后解决这个问题。希腊人认为真正的问题是没有智慧，如果人可以找到宇宙的意义，那就成功了；而犹太人认为生命的问题不是这样的，因此也有不同的答案。每个文化都有它的故事，每个故事都有它的问题和答案。第二是同时肯定和挑战文化，并把答案引向耶稣基督。可以说，处境化的核心就是找出你要服事的这个地区的文化的故事是什么，挑战这个故事，然后显明这个故事最好的结局是耶稣基督。这是保罗对犹太人和希腊人的做法，他找出了他们的故事，他也肯定说追求智慧或能力本身不是不好，但是他辩明只有耶稣基督才是这个故事最好的结局，如果你做到这一点就成功地处境化了。

我再举几个例子。当基督教兴起的时候，罗马帝国的文化是很强大的文化，那时候的许多诗人、哲学家、艺术家从世俗上讲都有辉煌的成就。可是基督教却在那个环境中兴起，在两百年内把这些都取代了，这是怎么发生的呢？希腊人相信宇宙的背后有一些准则、一个道德秩序是需要遵守的（他们不是相对主义者），而这些准则和秩序需要用心追寻。希腊人认为透过冥想、哲理、分析可以找到这个秩序——主要是通过哲学。在你找到这个秩序后，你只要使你的生活符合这个秩序就好了。比如希腊的斯多葛派，他们认为人要控制自己的情感，按照秩序生活，这样才是好的生活。希腊人用很多希腊的名词表达这个道德秩序，比如希腊语logos，中文翻译成“道”。而约翰福音1章的开场白就是“太初有道”，约翰明白“道”这个字的背后有希腊哲学和罗马哲学，可是约翰故意选择用这个字。所以，约翰的意思是，如同希腊、罗马文化所认为的，确实“太初有道”，宇宙的背后确实有个道，而且整个宇宙都是因为道被创造的。在这方面，似乎约翰讲的跟希腊人、罗马人一模一样，可是接下来约翰说，这个“道”不是一些哲理的原则、概念，这道是个人，是个有神性的人——耶稣基督！而且这个有神性的人耶稣基督竟然是可以通过人关系性的相交来认识的。当这些异教的哲学家听到基督教说确实有“道”，可是“道”是个人，他们就觉得这个太愚蠢了，但是这其实是个非常聪明的处境化，而且这是真理。

希腊人强调的“道”只有哲学家、有学问的人才会知道，那么你只有通过哲学家式的学术探讨，才能做一个真正的“好人”。相反，如果“道”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世界都是藉他而造，而且你可以跟他直接有个人人格性的关系，那么这个“道”就是大家都可以拥有的，不管你有没有受过教育，是社会上层还是下层。这个处境化的真理带来的冲击是可以改变文化的。约翰肯定了希腊人、罗马人所追寻的，可是也强调惟有通过耶稣基督才能真正得到他们所追寻的答案，而且，如果这宇宙背后真正的动力不是一个抽象的哲理而是一个人，人的重要性也显出来了。这也是西方社会发展人权、认为每个人都当受到尊敬的原因。约翰福音1章是一个完美的处境化的表达，它刻意用这个社会中大家都明白的词，一方面肯定、一方面也挑战文化，然后揭示出终极答案就是耶稣基督。

我们知道圣经中有很多真理，要量化可能有几百几千条，如果有人问你圣经教导了些什么，你只能一件一件慢慢讲，并且你会想该选择什么先讲。当然，最后你需要把圣经全部的真理都表现出来，可是当你处境化地进入一个文化想要帮助他们的时候，你要决定首先强调哪些真理。我观察到，从前儒家思想导致整个中国文化强调要非常努力地工作，而现在中国文化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资本主义也强调要花心思工作，再结合西方的个人主义，导致现在每个中国人都愿意花很多时间精力去赚钱；我发现中国人一直很累，很难找到真正的休息。圣经中很多处讲到安息，比如希伯来书的作者强调在耶稣基督里我们能够有一个更深的安息，这当然不只是肉体的休息，福音给你的安息是心灵里面的安息。你可能在工作中非常辛苦，但如果你这么努力是为了证明给你的家人看你很厉害，或者是为了证明给社会看你是个有用的人，其实你不只是在做一个能养家糊口的工作，你还在做一个“属灵的”工作。因为当你想要用工作证明自己的时候，其实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拯救自己。

在1980年代有一个美国电影叫《烈火战车》，讲的是在奥运比赛中发生的一个故事。奥运会赛场上有两个选手参加赛跑，一个是基督徒，一个是非基督徒。基督徒说他越跑越喜乐，那个非基督徒也花时间训练，可是跑得很辛苦，而且没有喜乐。电影中，有一个人问他说：“你为什么觉得背负重担？”他说：“在比赛鸣枪之后，我只有十秒钟证明我的价值。”从外表看来，他们都在跑，都追求跑得更快，可是这个非基督徒觉得如果他不赢金牌，在世上就没有存在的价值——这就是在你的日常工作表面之下的另外一个“属灵的”工作，这个工作你不懂得放下的话，就算你去度假还是会累。那么，基督教该怎么揭露这个文化的问题，并跟这个问题对话呢？也许是要多强调耶稣基督如何是使人安息的主。

我再讲一个例子。今天的世界尤其是年轻的一代都比较喜欢科幻小说。《魔戒》的作者托尔金是一位基督徒，他写了一篇散文，解释为什么这些科幻小说很重要。他在这篇散文里有一个很有趣的讨论，他说这些科幻小说、奇异故事为什么会吸引我们呢？第一，我们梦想可以跳出死亡的掌握，追求能够超越时间，我们向往其他有智慧的可是又不是地球人的生物。他接着说，如果一个人特别喜欢科幻小说或者神话，你可以告诉他：耶稣真的复活了，以死里复活显明是神的儿子，你相信他，你会实现所向往的科幻小说中的那些梦想。你确实会超越你的时间，你会跳出地球到另外一个境界，你会见到非地球人，你会享受永恒的慈爱，你会终极地看到善战胜恶。我们今天的科幻小说只是小说，而基督成就的这些都是真实的。

处境化的两个工具

第一个工具，就是智慧。哥林多前书9章说，我们除了福音以外不要给人绊脚石。福音确实有很多内容会让人不喜欢，可是不要以为福音有些内容会得罪人我们就不敢讲，我们一定要把这些呈现给人。可是有些时候基督徒会得罪人不是因为福音得罪人，是我们自己得罪人。所以处境化就是说，我们要警醒自己，不要用非福音的绊脚石使别人绊倒。比如有一些牧师喜欢讲政治，当然他们也许真的很关心这些政治，可是有时候你的政治观会得罪一些跟你政治观不同的人；所以你得罪他，但不是因为福音本身的缘故得罪他。有些牧师喜欢讲笑话，可是你要小心，要知道幽默永远都有可能得罪某些人，所以你幽默的时候要非常小心。一个好的处境化的福音要除掉不必要的绊脚石。福音的内容是绊脚石的话，你持守，其他的属于你自己的绊脚石，你拿掉。

第二个工具，就是你需要认出每种文化里的普遍恩典和罪。就普遍恩典的观念来看，非信徒也会稍稍表达一些神的智慧，会显出一些良善之处，这些良善或多或少彰显了一些圣经的真理。但同时，每个文化都有很多罪。所以，你若想认识一个不同的文化，需要赶快去寻找这个文化里有哪些普遍恩典可以反射到的圣经真理，也找到那些你要说服他们接受的、他们本来不喜欢的圣经教导。你的论证先开始于在普遍恩典之下这个文化中那些跟圣经有共鸣的地方，然后你再把他们不喜欢的真理连接起来：说你既然接受这个为什么不接受那个？所以你的辩论方式是把他们从他们认为是对的地方，带到他们认为是错的地方。

改为“举一个例子，鲁益师说西方人很个人主义，反权柄，所以任何对他们有权柄、能审判他们的人，他们都很反感。所以西方人很想追求一位有爱的神，当你强调神是慈爱的，他们就很容易接纳，可是当你讲到神是审判者，他们就不接纳。他们尤其厌烦你讲神的愤怒，他们不接受一个对他们的罪愤怒的神。对此，鲁益师讲到，如果你是做父母的，你看你孩子做了一个非常错误的破坏性的事情，如果你是真的爱你的小孩，你一定会对他们发怒；你不生气表明你不是真正爱他，对他没有用心。同样，如果你真想要一个慈爱的神，那你就一定要接受这个神是会对罪发怒气的，是公义的神。

我再举一个例子。现在西方人很不能接受圣经是绝对的权威，只接受圣经是有智慧的话语，所以他们看圣经只喜欢看自己认同的地方。他们很讨厌会有一个绝对的权威是在他们之上的，所以你说圣经是无误的，是有绝对权威的，他们不能接受。但是，他们仍然盼望有一位慈爱的神，先强调我们可以跟神有亲密的关系，他们会很容易接受。比如我会说：你喜欢跟神成为好朋友吗？你喜欢跟神有亲密的关系吗？然后，我邀请他们一起看圣经。圣经里有些话你喜欢看就常常看，不喜欢看的就完全不管——那我有一个问题，如果这样神有什么机会能够讲一句你不喜欢的话？圣经都是神的话，如果你不喜欢的你就不看，只看你喜欢的，其实你是在重新塑造一个你自己想要的神，这个神是你的创造，不是真正的神。多年前我做过一次婚姻辅导，我问那对夫妻：“你们在什么情况下会吵架？”他们的回答是：“我们从来不吵架。”那我就知道了，至少有一个人在说谎，有一个人没认清自己。因为真正的亲密关系一定会有碰撞，如果你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却从不吵架，肯定是有一方隐藏了自己，避免了这个碰撞。有一个很好的电影触及了这个主题：一个小镇上的男人们不能忍受他们的太太总是跟他们吵架，他们就研究了一个电脑芯片植入了太太的脑袋里面，将她们变得像机器人一样，无论什么情况下都只会跟他们讲“对对，你永远对”。所以，如果你只看圣经里自己喜欢的经文，你的神只是永远会跟你讲“是是，就是这样的”。你其实没有跟这位神有真正的关系，你其实重新塑造了一个偶像是单方向的。如果你要跟神有真正亲密的关系，你就要看这位神全部的话，就要让圣经里那些你不喜欢的话来提醒你。

所以，先看在普遍恩典之下他们本身有什么光照，用某个圣经真理肯定他们想追求的——例如西方人的追求是想跟神有亲密关系，而这确实也是圣经的真理，我们的确可以跟神有亲密关系。然后，就此再用另外的圣经真理来攻击他们：你既然追求那个为什么又不信这个？——你要追求一位爱你的神，这位神有时候就会对你发怒气；你要追求跟神有亲密关系，你就要承认圣经是无误的。

处境化容易犯的两种错误

我曾借浪子的比喻讲到福音，这个恩典的福音我们一定要紧紧地抓住。学习处境化是非常非常艰难的，一个有大儿子心态的人绝对不会处境化。处境化容易犯两种错误。如果你只是想要这个文化喜欢你，不希望他们对你有任何批评，而只讲他们喜欢听的，这是一种错误。（只想得到别人的赞美，会有基督教领袖有这样的心态。）但在福音里，你从基督那里领受的爱会让你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你。另外一种错误，是非处境化的错误。你根本懒得处境化，因为你觉得只有你自己的表达、自己的文化是完全正确的，这个也是大儿子的心态，这里面缺少从福音来的谦卑。如果你没有从福音来的自信，你就会讨好人；如果你没有从福音来的谦卑，你会根本不在乎对方的处境。所以，你要先被神的恩惠充满，才能做到真正的处境化。处境化终极地体现在福音本身，因为福音的本身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人、完全的神，他的神、人二性都是完全的，不是人性多一点或者神性多一点；可是他却成为了我们的样式，而且度过了无罪的一生。他来到我们这里是认同我们的样式，虽然认同，可是他那完美的样式也挑战我们说我们现在的状态不对，这是神用他的处境化的方式教导我们，这就是道成肉身。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父，我们感谢你让你的爱子道成肉身，成为我们的样式，又用我们的样式来显明我们的罪。处境化这个主题是很大的，很多时候我们因福音很喜乐，可是我们不知道怎样在今世很好地把福音传讲出来。我求你使这里所有的弟兄姐妹都被你的圣灵充满而有智慧，让他们有从福音来的信心，也让他们有从福音来的谦卑，能够把福音带到他们的群体当中。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Notes

[←1]

布鲁斯·L. 雪莱：《基督教会史》（第三版），刘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11-312页。

[←2]

本文原为作者于2009年10月联合大学“美南浸信会，福音派，和宗派制的未来”研讨会中的专题讲座。作者的讲座摘要及录音请见：http://thegospelcoalition.org/blogs/trevinwax/2009/10/08/david-dockery-so-many

-denominations。英文文章见：David S. Dockery ed., Southern Baptists, Evangelicals, and the Future of Denominationalism, Nashville: B&H, 2011, pp.3-34。如作者在开篇所言，他在对宗派历史的回顾中，主要是从社会学和史学的角度着手，因此圣经和神学角度的分析，还有待读者进一步思考。本文在译校后略有编辑。——编者注

[←3]

见：H. Richard Niebuhr, The Social Sources of Denominationalism, New York: World, 1929.

[←4]

见：Jaroslav Pelikan, Spirit Versus Structure: Luther and the institutions of the church,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8.

[←5]

见：Carl F. H. Henry, The Uneasy Conscience of Modern Fundamentalism,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47.

[←6]

见：David Bebbington, Evangelicalism in Modern Britain: A History from the 1730s to the 1980s, London: Unwin Hyman, 1989.

[←7]

见：Robert Wuthnow, The Restructuring of American Relig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8]

见：Will Herberg, Protestant, Catholic, Jew, New York: Doubleday, 1955.

[←9]

见：Nancy Ammerman ed., Everyday Religion: Observing Modern Religious Lives, New York: Oxford, 2006.

[←10]

见：Philip Jenkins, The Next Christendom: The Rise of Global Christianity, New York: Oxford, 2002.

[←11]

同上。

[←12]

本文出处：http://www.9marks.org/journal/pastors%E2%80%99-forum-are-denominations-worth-it。承蒙授权翻译转载，特此致谢。© 9Marks. Website: www.9Marks.org. Email: info@9marks.org. Toll Free: (888) 543-1030。9Marks（九标志事工）是一个致力于用圣经视野和实用资源装备教会领袖的机构，其事工目标是：教会应当彰显神的荣耀。——编者注

[←13]

本文出处：http://www.desiringgod.org/blog/posts/does-mere-christianity-mean-eliminate-denominations。承蒙授权翻译转载，特此致谢。——编者注

[←14]

中文译本作《返璞归真》。——译注

[←15]

1943年，xi–xii。译注：中文摘自《返璞归真》，汪咏梅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16]

4 light，译为“光照”更为准确。——译注

[←17]

尹道明老弟兄的父亲尹任先是一位热心的基督徒，他于1933年开始每周日在家中有家庭礼拜，人数多达四五百人。他也在1942年建立了第一所中国基督徒自办的基督教学校：圣光学校。

[←18]

又称作信徒洗礼（believer’s baptism）。

[←19]

参 Moira J. McKay, Faith and Facts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1832-1905, MLitt, Aberdeen, 1981。

[←20]

历史上当然也不乏例外：现代宣教之父威廉•克里（William Carey）本业为修鞋匠，没有进过神学院，但他在去印度宣教之前，曾全职担任哈维街（Harvey Lane）浸信会牧师多年，因此也具备神职人员的同等资历。继马礼逊之后第二位赴华宣教士米怜（William Wilne）因教育程度低而险些被伦敦会拒绝，他在申请过程中表态：若不能做马礼逊的助手，甘愿做马礼逊的仆人，因而勉强入选。

[←21]

Klaus Fiedler, The Story of Faith Missions: From Hudson Taylor to Present Day Africa, Oxford: Regnum Books International, 1994, p.11.

[←22]

Field Manual of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Chapter 1, Section 4, 1947, pp.2-3.

[←23]

按史蒂亚《挚爱中华》41章中的线索，在1888年支持一名内地会宣教士仅需50镑一年，另一份1899年的新西兰长老会的档案资料显示100-120英镑对赴华宣教士而言属于比较充裕的年薪，而内地会宣教士平均津贴只有60镑一年（CVM, Rev. McNeur, 1899-1915, AA10/4/5, PCNZ archive）。中国传道会最初给戴德生定薪80镑一年，后来升到60镑一季度，免得与其他差会的宣教士反差太大。

[←24]

参Cecil P. Williams, The Recruitment and Training of Overseas Missionaries in England between 1850 and 1900, MLitt, Bristol, 1977, p.185。

[←25]

R. Pierce Beaver, Ecumenical beginnings in Protestant world mission; a history of comity, New York, Nelson, 1962, p.15.

[←26]

Beaver, Ecumenical beginnings, p.51.

[←27]

第二次大会的协议内容包括：1）大城市作为“差传公地”；2）新抵差会当前往“未及之地”；3）驻地之争当通过仲裁解决；4）不可接受同一地区另一教会的受洗候选人入会；5）彼此认可其他教会的纪律性惩治；6）未有事先磋商，不可接受由其他差会转来的人员；7）确立不同教会间成员资格之转换的权利。转引自Beaver, Ecumenical beginnings, pp.115-116。

[←28]

会督（Bishop）又译作主教。

[←29]

M. T. Stauffer, ed. 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 Shanghai: China Continuation Committee, 1922, p.333.

[←30]

本文由作者整理自在今年三月恩典城市大会中的讲道。——编者注

[←31]

Roger Nicole, Dealing with Those Who Differ from You,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8204857

[←32]

本文整理自提摩太·凯乐牧师在今年三月恩典城市大会中的讲道录像，是根据David Chen的现场口译整理，略有删节。——编者注

Table of Contents

目 录

卷首语

你怎么看宗派？

如此众多的宗派：宗派制的兴起，衰落与未来2

牧者论坛：宗派的存在有价值吗？12

纯粹的基督教意味着消除宗派之分吗？13

宗派与家庭教会的神学、牧养及建制转型

我信圣徒相通

跨宗派主义的中国内地会与宗派问题

真理与合一30

处境中宣讲古旧常新的福音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