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目 录

2  发刊词

本期主题

3   高真/中国教会的存在形式探讨

当代评论

10  刘同苏/政教关系与登记问题

15  夏忠坚/内聚型教会和外展型教会

郎山对谈录

17  老陈/小何  教会发展中的问题与挑战

历史回顾

24  王明道/奉献与传道

26  张圣才/圣徒与战士—许春草传

经典译介

34  Kim Riddlebarger/用爱心说诚实话

书评

43  杨声/《班扬传》近日出版

2. 发刊词

我们在天上的父啊，

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

因为你的慈爱，

我们成为你的孩子。

我们把这份小小的刊物献上给你，

如同初学画画的孩子向父亲献上他人生的第一份涂鸦，

愿主我们的神微笑着收下。

我们的神啊！

愿《教会》为你所掌管

愿它成为你对中国教会的祝福

愿它单单属于你

阿爸父，

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

因你永恒不变的慈爱，

我们永为你的孩子…

3. 中国教会的存在形式探讨

文 / 高真

中国教会当前真正的问题是什么？中国教会未来的道路在哪里，我们的发展方向是什么？要解答这些问题，需要首先明白什么是教会，教会为了什么目的而存在，只有存在的目的和意义搞清楚了，存在的形式和发展的途径才能明晰。本文作者通过回顾西方教会历史，通过对中国教会现状简明而深入的分析，指出中国教会最大的问题是缺乏教会观，最需要努力建造的是教会共同体，而教会健康发展的真正动力是宣教。中国教会从现在起就要有宣教的心。

钟摆：西方和中国教会历史

如果我们考察教会历史，即初期教会史、中世纪教会史、宗教改革史以及文艺复兴以后至今的近、现代教会史，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周期性的或者说“钟摆式”的历史，而神是教会历史的推动者和带领者，他更全然掌管整个人类历史。

在主后313年《米兰敕令》发布之前，初代教会一直处于被压迫状态中。从革老丢，尼禄到多米田，罗马皇帝压迫教会一个比一个残酷。基督徒不能接受敬拜凯撒、承认凯撒是主的屈辱，被迫转入地下，成为地下教会。这些弟兄姊妹在恒久的忍耐中盼望光明和自由。

《米兰敕令》发布以后，基督教渐渐成为了罗马的国教，信仰环境逐渐变得很宽松，很开放。和初代教会相比，教会开始注重内部结构的完善和形态上的包装，比如圣歌和诗班的出现，各种风格的教堂的修造与装潢，等等。这些都给人的信仰带来某种程度的震撼，但是更多带来的是负面的东西，那就是教会的堕落。

主后1517年，马丁•路德发起宗教改革，目的是希望教会归正，回归圣经，以圣经为标准，否则教会将越走越远。

加尔文的贡献是在教会体制的建造上面。清教徒从加尔文身上学到坚守信仰，立场明确，承认上帝的主权，按着正意分解神的话语。这些人从日内瓦回去后影响了英国。

总体上，我们看见一个钟摆式的教会历史：教会先是在逼迫的光景中艰难生存，然后局面放开，放开后如果没有异象，教会发展就失去目标和方向感，教会就会堕落。发现教会堕落之后，会有一批人不甘于随波逐流，起而发起改革，成为了教会健康发展的中流砥柱。神至今还在使用这样的人保守他的教会。

历史上基督教几度入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将我们所知的基督教入华时间提前了一千年。那时是所谓的“波斯教”（基督教异端“涅斯托留派”）进入中国，后来佛教受到逼迫，基督教也消失了。随后基督教又几度入华，如明代的利马窦，清代的马礼逊等等，但是基本上没有真正打开局面：利玛窦走的是上层路线，马礼逊主要的工作只是翻译圣经。真正对中国产生影响的是戴德生和他的内地会，因为他强调不仅仅要在中国沿海城市宣教，更要进入内地。

一直到1920年前后，中国本土教会才相继有了规模。较有代表性的有：山东马庄以敬奠瀛为“家长”的“耶稣家庭”；上海倪柝声的“小群教会”和北京的王明道。

这几个人的特点如下：王明道强调文化和基督教的对立，强调教会要保守圣洁。王明道的教会并不大，也没有对后人产生影响，他之所以为后人所纪念，主要是因为抵制“三自运动”，坚持教会的圣洁。上海的倪柝声更注重个人属灵的敬虔，他的神学几十年来都是中国家庭教会的主流神学，至今仍有余波。敬奠瀛则强调中国教会应该回归初代教会的光景，所以建立“耶稣家庭”，进行家长制的教会管理。而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高举圣经”，高举神的话语，强调个人性的敬虔和圣洁生活，强调属灵。这对中国教会而言是极大的贡献。

自从“三自运动”发起人吴耀宗和当时有影响的48位教会领袖与牧师在《三自宣言》上签字，中国教会史开始了一个“新纪元”：一个政教关系模糊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中国教会把上帝所赐予的主权交给了政权，而这导致了以王明道，谢模善，袁相忱，林献羔等人为代表的另外一批人和教会的强烈抵制。从那时直到现在，中国只有两类教会：一个是政府所承认的“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基督教协会”，另外一个是家庭教会。后者因为不在政府那里登记，不被政府所承认，也被称为“地下教会”。

而现在又出现第三类教会：在政府登记的，附属于三自教会的家庭教会。

2005年温家宝总理签署了新的《宗教事务管理条例》。从这个条例的内容和效果上看，政府希望能够引导和放开宗教领域，以至于可以有一个诸如“中国家庭基督教会联合会”之类的东西出现。这么多年来，政府没有成功的使中国家庭教会被纳入三自教会的轨道，现在可能通过推动一个“家庭教会联合会”的形成，把五十年代没有成功做到的事情再做一遍，换一个名称，再次尝试把家庭教会纳入政府可以掌控的轨道。这样一个趋势现在已经可以让人感觉到。

中国基督徒的敬拜形式很独特，不是在山上，也不是在圣殿里头，而是用心灵、诚实敬拜。两三个人在家庭里面聚集，这就是一个教会。形成“中国家庭基督教会联合会”，这需要有人牵头去做，去推动这样一个联合会的成立。谁站出来，谁牵头做这个工作，这是需要我们思考和注意的，搞不好就是新一代吴耀宗的出现，“拉大旗扯虎皮”；搞不好中国教会又会走老路，回到五十年代初的情形中去。

1979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不再闭关锁国，很多人走出去留学，也有很多的学者进入中国，进入中国的大学，做外教。这样一出一入，给整个基督教的宣教事工带来很大的益处。很多出去的人信主了，很多进来的人也带领周围的人信主。同时也有一批来自香港、美国和韩国人的宣教士进入中国的农村教会，传扬福音、医病、赶鬼，给中国教会带来了极大的复兴。最复兴的是河南的方城和山东，那里一次往往几千人同时受洗。这样的工作持续了将近十多年的时间。

但是中国教会的发展不能停留在以求神迹为主的阶段，而是需要大量能够教导真理、牧养信徒、建造教会的传道人。而农村教会的传道人普遍学历较低，文化程度只是初中甚至更低，素质不够，能力往往只停留在读读圣经，稍微解释一两句的层面。教会的发展后继乏力，很多曾经很复兴的教会现在都出现了问题。看到这个需要，海外对宣教策略有所反思，进而相继建立神学院，装备中国的传道人。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教会发展还停留在对传道人的装备、训练和栽培的阶段。

教会观：中国教会的现状

回顾历史，考察现状，我们就会发现，中国教会中的信徒教会观很薄弱。教会在某些神学观念方面，比如三一论、圣经论、基督论都非常强，但是教会论则非常不成熟。笔者认为，信徒缺乏教会观的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1）    神学上的因素

中国教会的主流神学还是倪柝声的小群背景，强调“人人皆祭司”，信仰上注重操练个人的灵修，祷告。至于信徒怎样在一个团队中行动则不太强调，这样极为“个人性”的神学一直影响到现在。很多人来到教会，成为信徒，但是却不能委身在一个教会里，不参与团契生活。可以这样说，在教会里只有20%的信徒是“最佳会员”，而80%都是“消费会员”，也就是不能委身于教会的信徒。

2）    政治因素

中国教会长期在一种受压的状态中。大家会认为，如果教会太强调每个人的委身，那么就会导致相互之间对于背景的充分了解。这在教会受逼迫的时候是很危险的。

3）    教会因素

教会本身不强调，对信徒缺乏教导，所以信徒不懂。他们会认为他们只要有很好的灵修祷告生活，和神有比较好的个人性关系就可以了，他们以为这就是信仰的全部。

现在城市教会的特点就是规模小且分布松散，信徒以小组为单位聚会。很多人从三自中跑出来，然后开始自己在家中聚会，慢慢的就视自己为一个独立的教会。但是这样的教会没有属灵的领袖，也没有全时间的工人出来服事，此外在圣经真理的教导上也很弱。慢慢的城市教会变得越来越“俱乐部化”。

农村的教会则正处在转型期。很多的教会里面主要是老年人，年轻人都去城市打工，成为城市一景：农民工。他们组成了装修队伍、家政、废品回收等打工者群体，构成了小商品市场和农贸市场的劳务主体。农民工基本上一年只有春节才回一次家，其中的信徒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才会回到教会。虽然他们很多从小信主，但是在城市中因为有自卑感，不能敞开自己，所以很难进入城市教会的圈子。

在中国富裕的中小城市中，教会蓬勃发展，它们的特色体现为“多”、“乱”、“热”：

- 多：人数多；

- 乱：神学思想上混乱，行政上无果效；

- 热：火热，但缺乏真理。

笔者走过一些教会，看见有如下特点：

1）    没有教会秩序：因为一些传统的东西，教会秩序很难建立起来；

2）    不供养传道人：更多的传道人是带职事奉，自己养活自己；

3）    传道人的素质较低：他们都是受苦中长大的，对属灵成长很追求，在读圣经的热情上经常超过海外的传道人，甚至在种地的时候也在背圣经。但是他们在文化知识上，神学装备上和人格建立上有所欠缺。

信徒的成长离不开教会的教导。我们必须了解神对这个时代的旨意。大体说，神对这个时代的教会有下面三个方面的旨意：建造家庭，保守教会的圣洁，建造共同体。

1）    保守婚姻，建造家庭

神最喜悦我们对家庭的建造，而魔鬼的工作就是要拆散家庭。据了解，美国教会中信徒离婚的比率已经与世俗社会没有什么不一样了，而在中国，婚姻和家庭危机也越来越明显。

2）    保守教会的圣洁

现在教会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政府的逼迫——这对教会而言根本不算什么——最大的问题是圣洁的问题，不圣洁就没有见证。《约书亚记》七章13节说：“以色列阿，你们中间有当灭的物，你们若不除掉，在仇敌面前必站立不住。” 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现象包括：

a）    婚前同居：这是整个社会问题，也深刻地影响着教会；

b）    第三者：或者说婚姻危机；

c）    同性恋：这是很快就要面临的大问题，对此教会决不可以掉以轻心。

3）    教会共同体的建造

这一点和教会观的问题关系紧密。《以弗所书》四章13-16节说：“…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式，百节各按各职，照着各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

这段经文特别强调，我们要长大成人，长成基督的身量，教会中的信徒各按各职，相互配搭，联络合式，共同建造基督的身体，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自己也得到建造。

需要指出的是，这三个方面神的旨意并没有先后次序，要同步进行。家庭的建造，信徒和教会圣洁的保守，这些都是在教会的共同体建造中完成的。这本身也是宣教，是美好的见证。

中国很多地方的教会都极不注重婚姻家庭问题，都缺乏教会观意识。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很多姊妹的丈夫都不来教会，有的甚至还逼迫姊妹。很多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以教会为中心，只是以教堂为中心。他们对教会的认识不深刻，只了解教堂。情况往往是信徒在自己家附近有一个教堂，他就去聚会崇拜，完了就走了。到底自己的教会是什么样的？自己应该委身到什么程度？他们都没有概念。带来的问题是，教会方面对信徒的圣洁和家庭情况完全不了解。如此一个教会共同体根本不可能建造起来，而信徒也就很难成长起来。

笔者所在的教会看见这些问题，并且已经有意识地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

措施一：细胞小组

一个教会的发展要有目标和方向，为此传道人首先要有“牧会哲学”：第一，确定教会发展的目标和方向，第二，制定教会发展策略，第三，就是做具体的计划，人员构成，管理模式。每一个信徒——而不是一部分“热心的”基督徒——都应该参与到教会建造上来。每一个受洗加入基督身体的基督徒都是教会的成员，都应该成为基督身体的一分子，不能满足于做一个边缘的基督徒。教会应该根据受洗基督徒结婚与否提供不同的帮助与辅导方式，让他感受到教会是一个家。

细胞小组是教会中最小的团体单元，其规模略大于一个家庭，大约在十人左右。每一个教会成员都应该加入并属于某一个细胞小组（笔者的教会有大约40个细胞小组）。这样的细胞小组的生存目标可以归结为四个“W”：

    Welcome：彼此相爱

    Word：神的话

    Work：传福音

    Worship：敬拜

每个人都在小组当中受到造就并参与教会的服事。而小组的造就活动所使用的教材由教会提供，此外教会在每个小组中培养“引领人”。引领人不代表他比小组中其他人更属灵，只是引领大家共同进步。

措施二：婚姻辅导团队

教会专门成立婚姻辅导团队，帮助年轻信徒进行婚前预备，教导他们圣经的婚姻观和恋爱观，进行“守贞教育”。在守贞的问题上积极应对，防患于未然，而不仅仅是在发生问题后进行劝惩。教会的劝惩是必要的，但绝不是目的。

措施三：注重家庭建造

本教会有七、八十对夫妇共同在教会中事奉，这对教会有很大的带动性。对于那些夫妻中有一个信了主的情况，为了能使配偶信主，教会应该积极教导大家注重家庭，给信主的弟兄或者姊妹的配偶创造参与教会活动的机会。同时教会中要有夫妻配搭的事奉者作为示范，让大家看见夫妻共同信主和事奉主带来的婚姻和关系的改变，包括在子女教导的方面的见证。

在今天的中国，在今后的时光中，人们形成共同体会更加不容易，因为中国正在“全盘西化”，人们会越来越注重隐私权，这使得信徒很难在肢体面前敞开自己，不能暴露自己实际的需要。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放弃努力。笔者的教会一共八个堂，我们做到了同工之间相互熟悉，各自家庭问题等等的情况都很清楚，信徒之间关系很亲密。这主要靠团契来实现，包括青年团契、夫妻团契、老年团契等等。此外我们还有定期的营会和各类培训，使得大家有很多相互交通的机会。我们发现教会在成长。很多人进入教会中，因着美好的相互关系而成长为灵命成熟的基督徒，正如耶稣所说的：“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约13:35）

宣教：中国教会的未来

长期来看，中国教会受压的状况得到缓解，信仰的自由是大势所趋。中国加入“世贸”，2008年主办奥运会，以及这次中国当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首届成员，所有这些都是推动中国人权建设的契机。

这样的人权建设必定也必须在法治的框架内进行。宪法其实已经确定了中国公民的人权，问题在于执法，中国法治方面的关键问题是立法和执法之间的差距。这个差距体现在执法机关在具体工作中所体现出来的专制性，在于“人大过法”。而人们更多的是在抨击中国的法律。关键是政府和公民都要降服在法律的权威之下，在这个基础之上双方争取建立起某种对话机制，同时完善机制，使执法的公正性可以得到监督。

虽然如此说，但是当我们展望教会发展的时候不能也不必期待政府给我们什么样的承诺。基督徒的信仰并不建立在政府的承诺上，而是建立在神宝贵的话语上，而我们的神是不改变的。

有人说未来的中国是宣教大国，笔者对此极为同意。中国的未来有两大亮点：一个是经济的振兴，一个是宣教的走向。前者我们已经看见，而后者是神将要成就的。对于这样一个未来的趋势，教会当下的问题是人的问题——对此我们要有所预备。首先，教会需要有远景，每间教会都需要确认自己的目标和方向，积极寻找自己的特质，寻找神在自己教会的具体心意是什么，由此确立异象。中国一部分的传道人眼光很狭隘，对于对外宣教的事情完全不感兴趣。也有一些传道人想作，但是却不知道从何入手，这显出中国教会整体还是一盘散沙，没有在宣教事工的问题上凝聚成一个整体。

笔者认为，未来的中国教会应该不负众望，担当起普世宣教的使命，大踏步地走出国门，成为宣教的大国。传道人首先要有这样的看见。我们如果只顾本教会内部的建造，我们将连宣教的能力也没有。我们的眼光会只停留在琐碎的事情上面，没有大的目标，会被教会内部事务搞得焦头烂额。

我们往往有一个错误的想法，认为我们需要先有了什么（比如足够的钱），然后再考虑做什么。所以应该先发展教会，先专注于自身的建设。等到中国教会成熟了，神学根基稳固了，规模足够大了，钱也足够多的时候再来考虑宣教的事情。

但神不是先给我们什么条件，再差派我们出去做什么；我们的神是我们的供应者，神先给我们目标和方向，我们只要走出去，然后神再给我们所需的。这是一个信心的事奉。有的教会对笔者说他们已经存了十万元之多，却不知道可以拿来干什么。这不对！笔者的教会就没有存款，每个月还不够，但是我们凭信心事奉。我们总是先有了事奉的方向，开始做，然后神再给我们钱。这正如以色列人过约旦河，我们需要先把脚踏进约旦河，然后神才使河水断流。

我们应该用整个的宣教事工来带动中国教会的发展，而不是相反。教会的建造应该是为了宣教，教会的建造应该基于宣教。

中国教会应该注重跨文化宣教，去我们情感上不喜欢的地方，去福音未达之地。而阿拉伯世界正是未得之民最多的地方。前不久，一个阿富汗人因为归信基督而要被处死，CPT（Christian Peacemaker Team，基督教和平工作团）勇敢地站出来，呼吁整个世界的基督徒为他祷告，结果阿富汗释放了这个人。这让我们看见回教世界不是我们不可以去的地方。在宣教事工上中国人有不少优势：比如：中国的信徒有在受压环境中成长的经验，更能适应恶劣的宣教环境；中国人的食物结构非常庞大，可以适应不同的饮食；中国人的语言能力比较强，等等。

教会如果看不到神的心意，在宣教事工上没有远景，没有负担，那么一旦中国信仰环境开放了，信仰自由了，教会也就死掉了！西方教会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当中国教会开始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教会内部结构的调整，放在教会的精致化上的时候，教会将变得系统化，组织化和表面化，就会重蹈西方教会的覆辙。中国的教会应该走出去，应该开始宣教。笔者的意思绝对不是不要教会的建造（前面也谈到了许多教会应该有的事工），而是主张用宣教来带动教会。教会现在就要开始做的准备包括：

第一，为自己教会和整个中国教会的宣教事工祷告。

第二，训练宣教士，使他们：

1）专业化，在宣教的工场上有谋生技能；

2）知识化，有高等教育的背景；

3）有稳固的神学基础；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教会应当训练“宣教家庭”而不仅仅是单独的个人为福音摆上，笔者教会就已经有几个这样的家庭。

第三，要产生出这样的教会领袖，唤起整个教会的宣教意识。

韩国这方面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那里的教会在发展之初就为整个韩国祷告，希望到2000年可以差派十万宣教士。这个目标他们已经达到了。韩国教会下一步的计划是：到2020年，差派一百万名宣教士出来——比2000年增长十倍。整个韩国大约有一千万基督徒（25%的人口），一百万宣教士就是十分之一的基督徒，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数目。

韩国信徒的奉献是非常努力的。如果牧师在台上讲要为宣教奉献，信徒们就卖掉自己的房子，奉献出来，自己则去贷款买房子，靠工作还贷款。等还完贷款之后，再卖掉房子，再奉献出去。这是中国人很弱的地方。

第四，更新我们的观念，打破像约拿一样的民族主义、狭隘的个人主义和“中国中心主义”。未来的中国教会只有走这条路，教会才能健康成熟地发展起来。

中国的传道人实在需要从现在就有宣教意识。当我们考虑未来中国教会健康发展的道路时，我们往往更多考虑神学上的发展，对异端的抵御，教会制度的建立，属灵传统的培养和传承，等等，我们更多考虑如何复制发展成功的教会模式，教会和社会的关系问题，基督徒如何在社会上做见证，如何“作盐、作光”——我们只知道从中国教会自己的利益和需求出发去考虑发展问题，却没有想到，教会的使命是宣教，是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到地极。为了教会自身的需要，为了宣教的需要，这两者带给教会的是完全不同的发展动力。

结语：

中国的经济发展了，人民开始富裕了，但是问题也来。人有了钱就会放纵，更多的私欲会膨胀，而现在中国也到处都是供人放纵情欲的场所和机会。基督徒有了钱不可以这样生活，而要被神使用，投身宣教，接过福音的棒子，将福音带到地极。这就是中国教会未来要努力的方向。

4. 政教关系与登记问题

——上帝与凯撒的疆界

文/刘同苏

“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1]这一圣经原则不仅奠定了现代社会生活中政教分离的基本准则，也与信仰和法律的一般学理界定相吻合：国家的管辖范围限于外在行为领域（即法律领域），而教会的权力止于心灵世界（即信仰领域）。但是，申明这样一个界线如此分明的概念，只是思维的初步，并不代表对事物的真正了解。真正的界限不是在彼此分离的观念壁垒间显露，而是在彼此交织的生活联系中显明。

上帝对法律的主权

“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这并不意味着法律领域可以成为一个与上帝分庭抗礼的独立王国。法律并不是没有道德内容的外在空壳；那些内在的基本道德要求支撑起了法律的外在行为躯壳。如果法律不仅仅是外在行为规则，国家的外在强制力就不可能成为法律的唯一渊源。在国家权力之上，还有更高的权威。只有符合更高权威的要求，国家权力才可以在法律领域里面行使自己的权力。这一更高权威尽管不能够用纯粹的实证方法分析，但也不是虚构，“二战”后的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以及德国宪法法院都感到了这一更高权威的实际效力。如果法律仅仅就是统治阶级用强力推行的外在行为规则，就没有法律可以制裁按照纳粹政权或军国主义皇权之法令而犯下滔天大罪的格林、东条英机之流，而潘霍华等为正义献身的义士反倒永远要背负违法叛国的罪名。好在上帝的权力是至上的，即使在法律领域，最终发言权也不属于凯撒，而属于上帝。相对于上帝的至上绝对权力，国家权力仅仅是授权性的或委托性的。

就整体而言，中国家庭教会并不认为中国现存的国家权力已经超出了上帝所规定的道德底线，从而依然认定中国现存的国家权力是上帝授予的，作为基督徒，应当顺服该国家权力管辖下的整体法律秩序。“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自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2]这是中国家庭教会按照圣经教导所持有的基本态度。中国家庭教会并不是一个力图推翻现存国家权力及其法律秩序的敌对集团，而是在国家权力管辖之下法律秩序之中的信仰团体。

国家权力对信仰的管辖

如果信仰仅仅限于个人内心活动的领域，国家权力就不具有对信仰的管辖权。然而，“道成肉身”的生命榜样已经显明：信仰是既有内在心灵活动又有外在血肉行为的整体生命现象。一个有形有体的活动必须在外在的时间和空间里面展开，而这种时空里的外展就会涉及他人；这种个人之间的外在行为关系就需要法律来调节。当一种信仰活动涉及了非信仰者的权利（比如崇拜的地点，时间，方式都可能影响周围居民和工作者的权利），信仰组织成员的权利（比如信仰的某些行为规则会触及信仰者的权利，禁止信仰者去医院就医便是一例）或者法律的基本秩序（比如煽动推翻政府），该信仰活动就在国家权力的管辖权之下，应当接受法律规范的调节。一个信仰组织接受国家和法律管辖的基本表现，就是注册为法人团体并遵守国家权力关于社团的规定。

目前不少家庭教会正在或者筹划申请注册。这不仅符合圣经的教导，也顺应了社会和教会发展的需要。首先，秩序是存在的基本条件，这是上帝创世时所规定的事物本性。（“各从其类”是上帝创造世界的基本方法。“各从其类”就是按照类别的规范生活。[3]）生活在一个社会里面，就要按照该社会的秩序生活，而注册制度即是整个社会法律秩序的一部分。遵守并帮助社会健全注册制度是基督徒应尽的社会责任。其次，中国教会正在从社会的边缘进入社会主流，这是目前中国福音运动的根本转折。主流社会就是现存法律秩序的基础。不具有合法的形式，教会就很难在主流社会里面发展。例如，没有合法地位，就不可能正当地使用大众媒介；某些阶层由于对非法事务怀有恐惧心理而会回避教会。取得合法的形式，是未来福音在中国社会里面普遍传播并进而影响社会主导价值观的基本条件。最后，随着进入主流社会，家庭教会在规模上渐渐大型化，教会的结构趋于正规化。缺乏合法形式，就障碍了教会内部结构的建设，从而，滞缓了教会发展的速度。比如，没有法人地位，在堂会的租赁和拥有，在建立教会的财政制度和牧师的薪金及福利制度等等方面，目前都出现了不少困难。总之，注册不仅符合圣经对教会在社会中生活的基本教导，也是教会在主流社会里面向外拓展和内部建设的基本条件。

中国家庭教会未能完全合法化的原因

中国家庭教会未能完全合法化的首要原因是国家的宗教管理制度包含着严重违反宪法的要素。自2006年3月1日新修订的全国宗教管理条例颁布以来，许多家庭教会在不同省市严格地按照该法规的规定以严谨的法律文书提出申请注册，至今尚无一个被批准的案例。如此众多的申请之所以毫无例外地被拒绝，并不是因为这些申请不符合全国宗教管理条例的明文规定，而是由于它们触犯了现行注册制度的一个不成文的隐性规定：加入官方教会（即“三自”教会），成为教会注册的必备条件。该隐性规定不仅不符合圣经的基本教导，也违背了政教分离的现代宪政原则，甚至直接抵触于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

官方教会与家庭教会的分歧主要是教义的对立。上世纪五十年代，正是因为对“谁具有对信仰的最终主权”“是否应当遵行和教导全本圣经”等等基本教义，与已经从属于官方体制的“三自”教会有根本性的分歧，一大批信徒脱离了当时的教会体系，才形成了后来的家庭教会。今天，因为官方教会改变了当初明显违背圣经的立场，起初的教义之争已经退隐到了教会生活的背景，但是，就“凭什么称义”“以什么合一”等等涉及基本真理的教义领域，双方依然奉行着完全不同的原则。如果国家权力以教义之争的一方作为教会团体注册的标准（即“不加入三自教会，就不予注册”），就不再是对信仰的外在行为予以管理，而是干预了信仰的思想内容。

“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这是圣经的基本原则。就国家权力对信仰的管理而言，凯撒的权限仅仅及于信仰的外在行为；一旦国家权力企图干预信仰的思想内容，它就超出了其应有的界限，而僭夺了上帝的权力。现代宪政理论也遵行了上述的圣经原则。“对于尘世政府而言，其法律的管辖仅仅限于生命，财产和世间的外在之物。至于灵魂，其统辖权只属于上帝。因此，只要尘世权力订立管辖灵魂的法律，它便僭越了上帝的权力。”“信仰是自由的产物，被强加的就不是信仰。信仰是上帝在灵魂中的造化，外在权力绝对无法强迫或创造信仰。”[4]马丁•路德的论述最简略地概括了现代宪政理论中政教分离的基本原则。实际上，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六条正是这一宪政理论的实践：“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或者不信仰宗教。”然而，中国现行宗教团体注册制度中的那条隐性规定不仅显然有悖于圣经和现代宪政理论的基本原则，而且直接违背了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有关规定。以注册的形式，用国家权力规定信奉某种教义的团体合法而信奉另一种教义的团体不合法，这已经是使用国家权力强制人民信仰一种教义而放弃另一种教义。

家庭教会的法律定位

家庭教会的存在确实触犯了现行宗教管理法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家庭教会是完全没有法律依据的非法团体。家庭教会是违背某个具体法规却符合宪法基本原则的社会团体。家庭教会所依据的是“信仰自由”的宪法原则；其所抵制的则是因为干预信仰的思想内容而触犯了宪法基本精神的一个具体法规。由于宪法在整个法律体系里面具有比任何其它法规更高的法律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条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抵触。”），所以，不能简单地以抵制某个违宪法规的事实而认定家庭教会为非法组织。

按照现代宪政理论，上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的家庭教会属于“出于良心的抵制”，而现存的家庭教会则应归入“非暴力不服从”的范畴。关于后者，约翰罗尔斯曾有一个经典定义：“我首先把非暴力不服从定义为一种公开的，非暴力的，既是出于良心又是政治性的对抗法律的行为，通常旨在促使政府的某项法律或政策发生变化。”[5]非暴力不服从诉诸了比法律更高的良心，但其目的并不是推翻国家权力或整个法律体制，而仅仅谋求改变某个具体法规。由此，尽管非暴力不服从抵制了某个现行法规，却依然存身于宪法规定的整体法律结构之内。非暴力不服从所使用的“非暴力”和“公开”的手段，也表明自身不是用暴力对抗国家权力的阴谋活动，显示自己依然承认国家权力是唯一合法使用暴力的机关，自己无需隐秘于现行的法律秩序。

非暴力不服从与出于良心的抵制一样，都是出于良心而使用公开的非暴力手段，以抵制某个具体的法规。但是，出于良心的抵制仅仅为了保守自己的良心，并无意改变所抵制的那个法规，从而，基本上属于道德性的个人行为；非暴力不服从却企图通过抵制某个具体法规而达到改变该法规的目的，由此，是涉及公众事务的政治行为。上世纪90年代以前，当时中国的政府体制仍然带有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基本处于党政不分的状态。那时家庭教会的抵制绝无可能引起法规的改变，从而，其抵制纯粹为了遵照圣经的教导（系广义的道德行为），属于出于良心之抵制的范畴。近几年来，中国的政府体制在较大程度上摆脱了以往意识形态的羁绊，建立了一定程度的民主与法制的机制。家庭教会的抵制已经有可能促使违反宪法原则的法规得以纠正，由此，家庭教会的抵制已经具有了非暴力不服从的性质。

在一个绝对非民主的政体里面，非暴力不服从诉诸宪法来改变具体法规的方式通常不可能成功，其努力仅仅揭示了现行宪法的虚伪性质，其结果或是蜕变为出于良心的抵制，或是全面对抗现行的法律秩序（即不承认现行宪法的效力）。由此，在一个绝对非民主的政体里面，非暴力不服从基本无望具有合法的地位。在一个民主政体里面，宪法才具有真正的至上效力，非暴力不服从才有可能依据宪法改变一个违宪的具体法规。从而，只有在民主政体里面，非暴力不服从才可能成为宪法结构内的一个合法要素。中国现行的政体正在经历民主化的转变，这就是家庭教会合法化的基本社会条件。

只有当宪法真正具有至上效力（即平等地适用于政府与公民），“违宪”还是“违法”的争议才可能在同一个宪法结构里面展开，诸法律的效力等级才可能理顺，非暴力不服从才可能作为法律秩序内部的建设力量，从而被赋予准合法的地位，最终能够走向完全合法。中国现行的体制正在逐步建立这样一种社会环境。上世纪80年代中国法学界所说的“合理而不合法的行为”在功能上非常类似于“非暴力不服从”的范畴。“包产到户”、“个体经营”、“自由市场”、“奖金制度”，这些社会运动都是从非法进而准合法最终达到完全合法。这些已经完成的社会过程表明中国现行的政体已经民主化到了可能包容非暴力不服从的程度。当然，民主化是整个社会的转向，从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些已经在经济领域漫溢横流的社会潮流若要在思想和政治领域掀起同样的浪潮，恐怕还需要一段时间。不过，芽已经生发了，叶也就不会等太久了。

由于中国刑法化的法律传统，以及奥斯汀和维辛斯基之法律实证主义的影响，在以往中国人的法律观念里面，法律是用强力推行的统治者意志；按照该法律观，在法律领域，统治者是唯一有权行为的一方，从而，法律总是自上而下的，统治者说的，才是法律。然而，在现代的宪政理论中，法律可以是自下而上的权利。法律不是居上者强加给人民的统治者意志，而是对人民权利的确认。举一个简明的例子：如果一个民族发现并实际占据一个无主荒岛，在一定的时间里面，若没有其他民族对该岛提出主权要求（即没有非议上述民族的实际占据），国际社会就以默许的方式确认上述民族对该岛的法律权利。在国内法方面，对无主荒地的权利，也有类似的制度。当一种权利已经实际被人民享有，却在国家权力和他人的默许里面等待时效上的最后确证，此时的实际占有就具有准合法的地位。家庭教会的实际存在就处在此类准合法的地位。法律无明文禁止的，就是法律允许的。六千余万信徒实际生活在一种信仰团体里面，国家权力非但没有明令禁止，而且以惯例的形式实施某种程度的管理，这就是法律上不成文的确认（惯例即是一种不成文法）。比如，尽管没有明文规定，但是，若家庭教会的聚会超过一定规模的时候，国家权力通常会干预。有人以为这就是家庭教会非法的明证。其实，若反向推回去，便意味着国家权力允许家庭教会在一定规模以下聚会，这就是以不成文的方式实施法律管理，并以惯例的形式赋予在一定规模以下聚会的准合法权利。

国家权力与官方教会之关系的违宪方面

尽管国家权力在法律上赋予官方教会以特权地位，尽管在赢得国家权力偏爱方面，官方教会迎合国家权力的教义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公平地说，国家权力的这一措施并非因为特别倾向于官方教会的教义，从法律的意义上看，国家权力甚至没有特意把官方教会视为一个信仰团体。在法律上，国家权力仅仅把官方教会定位为国家控制的垄断性行业公会，类似的团体还有官方的工会，官方的妇女联合会，以及官方的佛教协会和道教协会。国家权力并不是因为偏爱官方教会的教义而设定了一个偏向官方教会的特殊体制，实际上，这种倾斜体制是适用于所有领域的普遍体制。在这一意义上，“国家权力不承认官方教会以外之教会的合法地位（即不予注册）”涉及了结社自由的宪法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结社，示威的自由。”）。官方教会自身的合法地位并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只准官方教会一家合法。一家结了社，别家因此就不能在该领域里面结社，这肯定说不上是结社自由。官方教会的存在当然是其宪法权利；但是，若官方教会一行使宪法权利，其他所有教会就不能再行使宪法权利，那末，其行使的宪法权利也就不再是真正的宪法权利。如果一个人的自由要以所有他人失去自由为代价，那末，他具有的就不是自由，而是专制。

法律管辖的对象是外在的行为，而不是内在的思想，所以，即使官方教会的教义被人定性为“不信”，也不应当影响其合法性。问题出在法律只准信奉该教义的人合法；这就把该派的教义尊奉为法律的标准（信奉该教义就可以合法，而不信奉该教义就不予合法）。在家庭教会与官方教会的教义争论里面，常常把国家权力捎带其中。国家权力由此而将家庭教会视为自己的对立面。实际上，教义之争从本质上原本与国家权力无关，思想内容的争论根本与管辖外在行为的国家权力不搭界。由于国家权力硬性规定官方教会为唯一合法教会，于是，就把管辖外在行为的国家强力与官方教会的特殊教义捆在一起。只要国家权力固守自己应当管辖的外在行为领域，而不去干预信仰内部的教义之争，其与家庭教会的冲突也就无法成立。如果官方教会能够与其他教会共享普遍的法律权利，那末，其教义再不合理，也只是信仰内部的思想之争。一旦官方教会极力争取和保护自己的所谓唯一合法地位，它就超出了信仰的范围而成为用强力推行自己教义的专制机构（就本质而言，信仰是不能强制的）。

另外，国家权力与官方教会的这种特殊关系还构成了一系列具体宪法问题。比如，国家权力使用来自全国人民的税收津贴一个特定的信仰团体（例如，国家权力为所有官方教会的牧师发工资），这不仅违背了政教分离的基本宪法原则，而且侵犯了所有无信仰纳税人的权利。又如，国家权力只使用税收津贴同一信仰的某个特定教派，这既干预了信仰的思想内容，又违反了法律上平等对待的原则。

注释：

[1] 新约圣经（和合本），马太福音22:21。

[2] 罗马书13：1。

[3] 见创世记第一章

[4] Martin Luther, To What Extent It Should Be Obeyed, WORKS OF MARTIN LUTHER, Volume Three, Muhlenberg Press,251页；253-254页。

[5]John Rawls, THEORY OF JUSTI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年, 364页。

作者简介：

刘同苏，曾任中国政法大学教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人员；耶鲁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耶鲁大学神学院研究员，宣道会神学院研究员；曾牧养康州新港华人宣道会，纽约新生命华人宣道会。

5. 内聚型教会与外展型教会

文 / 夏忠坚

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徒11:18）

从教会的发展向度来看，教会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内聚型教会，另一种是外展型教会。

内聚型教会以教导、敬拜、团契为优先事工，或者说比较重视聚会、重视教会活动，比较以会堂为中心。内聚型教会又可分成两种：一种是装备期的内聚型教会，另一种是老化期的内聚型教会。

装备期的内聚型教会可以用耶稣的事工来说明，耶稣用三年期间教训人、宣讲福音、医病赶鬼、训练门徒。这三年的事工型态，是一种内聚的型态，耶稣要众人来跟随祂、来参加聚会、来接受装备、来操练布道及服务，并从其中拣选十二个门徒经常与祂在一起。但是耶稣要门徒来跟随、来聚会，是为了要装备操练他们，更是为了要差遣他们（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以使福音及教会得以向外扩展。因此这种内聚型应该称之为装备期的内聚型。换句话说，所谓装备期的内聚型教会，就是教会的事工主轴虽然是以敬拜、教育、团契为主，但是其功能导向是要使信徒得到装备，而能向外扩展，以达成宣教及服务的目标。

老化期的内聚型教会可以用老底嘉教会来说明。老底嘉看起来很富足，一样都不缺（敬拜、成人主日学、各级团契、布道会……都有模有样），但基督耶稣却责备他们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老底嘉教会看起来样样都不错，但就是教会门常关着，没有什么未信者能进得来，甚至连主耶稣要进来也得叩门叩半天。

外展型教会则以宣教及服务为优先事工，或者说比较重视“散会”、重视教会每一个成员的日常生活，比较以小区、社会、人群、普世为中心。外展型教会又可分成两种：一种是幼稚期的外展型教会，另一种是成熟期的外展型教会。

幼稚期的外展型教会可以哥林多教会来说明。哥林多教会口才、知识都全备，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也努力的传扬福音。但是他们对真理却含混不清，常常加上私意；在教会中分门结党；在信仰上失去见证。这样的教会虽然努力的宣教服务，但所建造的只不过是草木禾秸。

成熟期的外展型教会可以用腓立比教会来说明，腓立比教会不但自始至终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与保罗一同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而且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站立得稳，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做上帝无瑕疵的儿女。这是典型的外展型教会。换句话说，他们在敬拜、教导、团契都有足够的水平，而又能够持续维持外展的动力及成果。

反省台湾教会，开拓期的教会常常显露着幼稚期的外展型教会模式，努力拓展却来不及扎根；开拓稍有成绩却又转变只重视内聚而忽略外展性，以致于该成为装备期内聚型教会，但却未老先衰的直接跨越成为老化期内聚型教会；至于稍有年日的教会，当然更是一片老化内聚型态。

我们祈求主让台湾教会有真正的转型，让教会都成为成熟期外展型教会。

本文获准转载自《航向月刊》

作者简介：

夏忠坚牧师，中华基督教福音协进会秘书长、中华基督教救助协会秘书长。

6. 教会发展中的问题与挑战

文/老陈﹠小何

盛夏的一个凉爽的晚上，同为基督徒的老陈与小何相聚在咖啡馆，就中国教会未来要面临的各种问题进行了探讨，包括影响教会发展的四个因素，我们所面临的各样挑战以及对策，等等。讨论中，一个频频发问，一个娓娓道来，展开了一幅中国教会现状和未来的全景图。

小何：老陈，你怎么看中国教会的发展？是否存在一条必然的道路，以至于我们可以进行预测？还是说，因为各种外部和内部的不确定性，中国教会未来的形态和神学特征并不确定，要看我们努力的结果？当然，在神永恒的旨意中教会的发展道路是确定的，但我想问，从人的角度看，我们能否在神学上做一个推断——或者通过回顾西方教会的历史——而看到中国教会大致的未来？

老陈：我感觉，未来中国教会的发展——它的模式，它的神学形态——将是过去和现在各种外来的因素和内部的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这些国内和国外的因素又可以分为教会内和教会外的两种，所以塑造未来中国教会形态的因素大体上有四种。

小何：四种因素？

老陈：是的。第一，海外的、世俗的因素；第二，海外的、基督教的因素，也就是说宣教士和在中国服务的外国基督徒所带来的影响；第三，中国本身社会、文化的因素；第四，就是国内教会在过去50多年间所形成的传统。

小何：你所说的海外基督教的因素是指历史上的还是当代的？

老陈：都有，两者都有。

小何：你可否谈谈这四种因素各自的特点和影响方面？

老陈：首先是外部世界的世俗因素。当代中国和世界同步进入后现代，其特征包括对科技和经济发展的执著，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家庭的瓦解，后现代式的相对真理观，等等。这是一个全球性的趋势，中国也身处在这样一个全球性的世俗文化潮流之中。但是，这种世俗因素同时包括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中国社会文化在后现代性之外还显示出很多现代性的特征，比如科学主义，唯物论，无神论等等。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现代性还是主流的。

小何：这样一种以现代性为主流特征的后现代社会文化对于教会有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老陈：这样一种局面使得教会必须同时面对两个方面的冲击。一方面信仰要面对现代性中理性和科学观念的质问，同时在护教和布道中又要顾及到后现代一代国人的“迷思（myth）”(注1)  以及对真理追求的冷漠。后者需要我们付出更多的心血，教会要细心地去听每一个生命的声音。这要求很大的工作量和爱心，意味着大量的时间和人员投入。这是中国教会一个很艰巨的任务。

小何：让我问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我们知道，诸如美国这样注重人权，标榜自由的西方国家会从其理想主义的外交理念以及非常实际的国家利益出发而关注中国的发展，包括基督教的发展，并且可能试图通过采取实际行动的方式来干涉或者说影响到中国的发展。比如小布什前段时间在白宫会见了三位来自中国的基督徒。那么，外部世界这样一种政治或者经济运作，这样一种有意识的介入行动对于中国教会而言是好事呢还是坏事？

老陈：虽然教会对于未来生存空间的期待可能会因为一些国际事件的发生而获得某种暂时的满足，因而这些事情看上去有一些好处，但是同时也要看到，诸如美国这样的行为实际上是使中国的教会被强迫性地卷入了国家间经济和政治利益斗争的漩涡中。总的来说，我认为这对中国教会的影响负面多过正面。

小何：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中国教会应该把注意力放在本身的发展上，应该通过内部的建造而获得发展，而不是借助于外部力量特别是政治力量获得社会、政治权利意义上的自由空间，然后期待教会可以在这样一种自由的空间里获得空前的发展？这是否意味着即使在中国目前这种状况之下，教会仍然应当寻求从内部获得发展动力？

老陈：教会发展的动力从来都是从内部发出，然后延伸到外部的。对于生命重建的关注对我们的信仰而言是第一位和义不容辞的。

小何：可是，教会难道不是存在于世俗社会中的么？教会的难道不是在与社会的互动，包括在与政治的互动中成长起来的么？

老陈：（尝了一口冰激凌）嗯~~，绝对是！教会需要在社会上包括政治上发出先知的声音，要行公义、好怜悯，做好邻居和生态的好管家。可是如果没有内部信仰生命的动力和神学思想的根基，教会对外部社会动态的回应肯定是软弱无力的。

小何：那么，这种区分在哪里呢？我们如何又可以对外积极扮演先知的角色，同时又不至于陷入一种把信仰世俗化的境地，像南美的解放神学或者社会福音运动搞的那样？

老陈：这在于我们如何以圣经为基础建立对社会和文化使命的认识。上帝创造亚当，吩咐他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同时管理大地。亚当犯罪堕落之后，上帝差遣“末后的亚当”耶稣基督来完成了亚当应当完成却没有完成的使命。因此，我们所信仰的赎罪救主同时就是文化使命的榜样和领袖。文化使命与福音使命自始至终都是同一个使命，因为我们的救赎主只有一位，不是两位。

小何：你说第二个因素是海外的基督教。西方教会对中国教会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明年是马礼逊来华两百周年，可以说两百年来，中国教会就是在西方教会的带领和影响下建立和成长起来的。1949年之后似乎中国教会不再受西方影响，而改革开放之后虽然还有西方宣教士来中国，但是似乎中国教会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教会和神学传统。在这种情况之下，西方教会对中国教会今后的发展还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老陈：76年之后，特别是89年之后，西方教会恢复了对华的关注和服务，它的神学和思想形态又大量进口到中国，中国教会近年的发展其实很深地受到西方特别是美国福音派神学的影响。西方教会发展的趋势包括：第一，灵恩派已经成为“非自由派”中的大多数。他们对敬拜形式，对于神迹的看法以至于神学，都影响着国内的教会；第二，福音派从“基要派”转化为“新福音派”，开始关注西方学术界，包括哲学，语言学，文化研究等等课题，他们已经不再像以前基要派那样不关注世俗事物，却又失去了从前批判世俗思想的精神。现在给人的感觉，似乎他们努力要赶上世俗潮流，但是又追赶得很乏力。美国教会上一代的精神在没落。葛培理每一次布道，他的布道团都宣布这是最后一次，这象征着上一代福音派的没落。这就是西方教会的两大趋势：灵恩派的兴起和福音派的世俗化或者说内在精神的没落。

小何：灵恩派在当代中国教会中已经有了一定力量，而城市教会也开始有追随西方教会而变得世俗化的危险，体现在部分城市知识分子和白领教会的“俱乐部化”倾向。中国教会如何可以一方面继续和西方教会保持接触，同时又不至于受到这两方面的负面影响？中国教会怎样可以获得“免疫力”？

老陈：对西方福音派教会的不良影响，中国教会一定要具有“免疫力”。如何做得到？这要看国内的教会领袖们对神学装备问题的思考和行动的决心。问题的关键还是对真理的认识。

小何：以目前中国的现实，大规模正式的神学教育显然不太可能。教会如何能培养足够多的，在信仰上坚定，在神学上又有深度的传道人？

老陈：随着网络和媒体的广传，一些内容扎实又轻巧便携的教育材料对于教会而言将是一个很好的补充选择。但愿海外的教育和出版机构放弃往日的做法，不再总是向中国推销程度比较浅的材料，而努力地去制作一些既严格忠于圣经教导，又有相当思考深度，且敏感于时代脉动的神学教育资料。目前北美人数最多的灵恩派和福音派教会机构还没有在做这件事。应该是一些新的和小的教会与机构会起来做这类事情。

小何：那么从传统而言中国教会受哪些西方神学流派的影响呢？

老陈：中国教会主流受自由主义和新正统主义神学的影响一直很微弱，有影响的主要是受二十世纪的基要主义，包括敬虔主义（避开文化与社会使命）、律法主义（以行为而自义）和反智主义（反对深入探讨神学）等。目前国内家庭教会有很大部分还停留在神秘主义的属灵模式中，典型的心态就是反智主义。

小何：80年代之后进入并影响中国的这些西方神学流派——比如改革宗——与中国业已形成的教会与神学传统恐怕会有一些冲突，包括对事情的看法，一些具体的做事方式。你认为我们如何面对并调和这些冲突？还是说中国不可避免会走西方教会历史的老路，教派纷争会比较明显？有合一的可能性么？

老陈：以我很有限的经验，基要、敬虔派教会的领袖正在迅速地年轻化，他们对自己团契的领袖培训工作非常关注。改革宗和任何其他福音派一样要面对庞大的教会领袖培训工作，上帝逐渐把神学教育的门越开越大。在这些教会中我还不觉得改革宗是一个倍受排斥的神学体系。所以机会和可能性是越来越大的。

小何：在当下的城市教会中，改革宗神学在一些知识分子圈子里似乎很受关注。你认为除了因为改革宗强调理性，它的神学非常的系统严谨之外，还有什么其它的原因？

老陈：除了神学的理性与缜密，改革宗的吸引力肯定在于它对文化使命的强调。

小何：我们刚才讲了海外世俗的和基督教的因素，讲了中国教会自身的传统，那么在中国社会和文化因素这一块，除了政治环境很明显影响很大之外，还有什么？

老陈：最大的问题还是价值观的转移和家庭的瓦解。我们必须带着无比的恩典与怜悯之心来牧养当代和未来的教会。破碎生命的重建不在于使用世俗心理学的理论与治疗技巧，而在于真理与恩典的结合，在敬拜、教导、关怀、彼此的交通与代祷之中，在个人与神的相遇之中。

小何：传统文化和几十年来共产主义教育呢？有影响么？在港台很多人在研究“处境化”的问题，在寻找一套使福音适合于传统中国文化土壤的方法。大陆如何呢？

老陈：使我吃惊的倒是中国五十年来教育模式和意识形态的式微。我本来抱着很大的希望去和一些有高度辩证思维能力的知识分子对话，但是我所碰到的情况令我在向那些人传福音的时候不得不提醒他们：“请你们信了耶稣之后不要变成一个基督徒反智分子”——这种趋势太过普遍了。其实，真正影响教会的社会趋势不是共产主义，乃是后现代的物质主义文化，对生命的颓丧态度对国人的影响。至于儒家和道家思想是否仍然有影响呢？我看对三十岁以下的青年而言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小。

小何：你刚才提到物质主义，我们会发现中国社会这些年正在以一种令人吃惊的速度物质主义化。

老陈：嗯，是的。

小何：在如今的教会中——不论是在农村教会还是城市教会——信徒的人生与物质主义化的、城市化的、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和生活方式越来越紧密地捆绑在一起。越是在生活富足的城市中的教会，信徒往往越显得非常的软弱。在信心，在奉献，在各个方面，“软弱”成了城市教会中经常听到，信徒时常挂在嘴头的一个词。我想这绝不是“基督徒式的谦卑”这么简单而已。作为基督徒，在信仰上如何抵挡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和物质主义生活方式的影响？

老陈：其实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在任何城市化很发达地区的教会都面临这样一个挑战。不论是在亚洲比如新加坡，还是在北美比如“硅谷”、西雅图、纽约，莫不如是。其他地方如欧洲、澳洲就更不在话下了，因为那里教会的世俗化和“后基督教化”更为彻底。出路在于教会的生活，特别是彼此代祷、彼此支持的团契生活。也就是对个人生命的责任感。信徒要彼此负责，彼此关怀，彼此支持，存恩典的心，托住我们的弟兄和姊妹。当然有很多因素是我们不能控制的，比如工作所需的时间，晚上会加班到九点十一点的基督徒不限于北京和上海，新加坡和西雅图都不例外。

小何：如果提到东方的、亚洲的国家，本身有很深厚的文化传统，同时又受到基督教深深的影响，几乎变成了一个基督教国家，就不能不提韩国。虽然他们同样生活在一个经济高度发达，生活非常物质主义化的社会中，但是看上去那里的基督徒，从传道人到平信徒都体现出一种强烈的奉献心态，好像是没有太多受到经济和物质的影响。这是一种表面现象呢，还是他们有什么特别？

老陈：至少过去这不是一种表面现象。但是目前，我感觉是一种强烈的领袖的个人意志与魅力在支持着韩国教会的活力，再加上来自韩国文化和民间宗教中的那种顺服意识，那种对非理性层面的、属灵权柄的看重。我想韩国教会对于世俗化并没有“免疫力”。

小何：这对中国有什么镜鉴？比如你提到的个人权威等“非理性因素”。

老陈：中国和韩国最大的不同在于它都市化变迁的速度，以及儒家、道思想的没落。虽然中国民间宗教正在复兴，并快过基督教会的增长。但是我所看到的中国，是世俗而不是传统在影响教会。今天和未来的中国教会，是城市教会对农村教会有影响而不是反之。

小何：你刚才讲了影响未来中国教会形态塑造的四种因素。面对这四种因素，在神学上和教会事工中我们有哪些挑战是必须面对，必须解决的？

老陈：在对圣经的解释和神学上第一个挑战是如何使用严谨的查经方法去读经、解经和讲道。虽然参考书的使用很重要，但是比较独立的、归纳式的、观察/分析式的查经方法有待在中国发展和流行。

小何：你指的是在北美校园查经班流行的“归纳法查经”？

老陈：是。当然“归纳法查经”并不是校园团契的发明，其历史可追溯到1950年到1952年“纽约圣经神学院（Biblical Seminary of New York）”一位教授的著作。而寻求其远因，就要追溯到十六、十七世纪清教徒的解经和讲道方法。第一步是“诵读圣经”；第二步是“经文要点复述”；第三步是“列出教义和事实”；第四步是“列举应用”。这看起来就很像归纳法查经“观察、解释和应用”的三步法，只不过前者比后者早了三百多年。

小何：这是在解经和神学问题上，那么在教会治理模式上呢？是否存在一个较好的西方传统可以借鉴，还是中国要生成自己的治理与教导模式？

老陈：教会治理模式不外三种：监督制、会众制和长老制。监督制是将权柄主要集中在一位监督（或者主教、牧师、长老）身上，对于教会事务他有最后决定权；会众制是一种民主制，大量教会事务由投票或者共识决定；而长老制则是代表制，会众选出长老，彼此负责，对教会进行团队领导。教会在每一个时代都徘徊摇摆于监督制和会众制之间，但愿更多的教会开始采用一种彼此监管的，团队性的领导方式。显然在这方面圣灵的光照大不缺乏，我看见活用的长老制越来越多。

小何：假设一个中国教会意识到了教会管理模式的问题，并且也愿意选择长老制，但是在没有任何具体措施借鉴，没有传统，没有外来带领的情况下，他们如何建造出自己的教会管理体系？

老陈：对应办法分为正式和非正式两方面。非正式方面，教会需要培养“我需要弟兄姊妹”的观念，要深化建立小组生活和一对一的代祷支持。正式方面，每一个小组或者堂会都可以厘定所选出的多位领袖的责任，也学习把决定的权柄交给他们。而有责任、有权柄领导的人，他们的权柄又向谁负责呢？当然是向选举他们的会众。那么，如果所选举出来的小组或堂会领导者和会众之间产生了摩擦怎么办呢？在没有更高一层宗派结构和管理机构的前提之下，每一个小组或堂会的会众应当考虑请临近的小组或者堂会中有经验的领袖帮忙做顾问，负责冲突的调停，包括在长远发展方向的问题上提出建议。

小何：曾有一个弟兄讲过，如果在下面的十多年中，中国基督徒的人数达到人口的百分之十左右，那么按照一百几十个会众需要一位牧者计算，中国需要上百万个传道人。如何可能在下面的十多年中把这一百万个传道人培养出来呢？如果没有这么多牧者被培养出来怎么办呢？

老陈：我们相信圣灵的带领和光照，但是我们在领袖培训方面必须不断的努力，特别是在“训练训练者”的方面。

小何：“训练训练者”？

老陈：我的意思是说，除了要培养、训练教会的牧养者之外，我们还要投资于培养、训练那些能够培养、训练教会的牧养者的人。

小何：这让我想起了保罗在《提摩太后书》2章2节所说的话。

老陈：是，是。我们“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好使他们能够教导别人。所以牧者在教导的时候要注意甄选一些有恩赐能教导他人的人。

小何：我注意到存在这样的传道人，他们有强烈的牺牲精神，把全部的时间和情感投入在教会的事奉中，甚至一点闲暇都没有。这当然是值得我们敬佩的。但是如果一个牧师过于忙碌于具体的事务中，事必躬亲，以至于没有时间规划教会的未来，这是否合适呢？如何做一个牧者？

老陈：这正是现代、后现代都市型教会传道人所面对的挑战。牧者必须承认自己的有限，特别在时间、精力和属灵能力方面，必须对神负责，意识到长期投资于自己的“有效性”的重要性，规划时间出来进行学习和发展。拒绝做一天二十四小时，一周七天的消防员。要懂得分辨什么是“紧急的”，什么是“有生命重要性的”。

小何：教会也有类似的问题。一个教会有很多功能，要做很多事情，但是什么是教会健康、持续发展的动力？什么原则是我们要紧紧抓住的？

老陈：两方面：第一，能教导的去教导；第二，能关怀的去关怀。在教会中，很多能关怀的信徒在开会，在忙碌于事务，我们要释放他们去做真正怜悯和关怀的事工，不要被日常事务所捆绑住上。

小何：讲讲宣教吧。有些人理解主耶稣的命令说，我们要“直到地极”作耶稣基督的见证，这个“地极”站在主说话的耶路撒冷看就是耶路撒冷。所以很久以来就有一个要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的运动，比如当年的“西北灵工团”就是朝这个方向走的。很多人相信中国未来将是一个宣教的大国，我们要向西，向伊斯兰教国家宣教。你认为中国什么时候适合开始做这件事，我们要为此做什么准备？

老陈：每一个国家、文化的教会都必须从事宣教的工作，必须同时“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这四类环境中从事福音的传播和教会的建立。教会必须建造强有力的基地，才能长期有效地差派宣教士而不至于短期耗尽力量。因此，相关的教导和事奉操练要发生在每一个堂会，每一个会众身上！

小何：每一个人？宣教并不只是一小部分人的事情？

老陈：对，每一个人！对于信徒而言，在工作场所，在社会上活出基督的恩典、怜悯和智慧，发出先知的声音，随时随地注意到别人的需要，这正是最好的宣教训练。在都市化的中国，城市本身就是最好的宣教工场。至于伊斯兰教国家特殊的挑战，需要我们有忍耐，有智慧的探讨。在甄选宣教士方面要特别留意能够长期服事的人才。

小何：所以，现在是中国教会为了宣教而打基础的阶段，不一定要走得很远才是宣教，城市本身就是很重要的宣教工场。你认为哪些城市非常重要，将来可以对整个中国产生很大影响？

老陈：任何有众多学生和专家学者的地方都是发展城市教会最好的地方。

小何：向这些人传福音和造就他们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老陈：最大的问题在于我们对福音的误解，对“传福音”概念的曲解。我们过分看重一次性决志的意义，没有看到每一位慕道朋友在理性和非理性两方面对真理，对基督的回应需要一个过程，中间会有很多波折，而决志之后又会面临各样生命和社会的挑战。过去两百年西方福音派过分强调决志，这种观念对中国的福音化不利。

小何：所以你对那种“奋兴布道会加决志呼召”的传福音方式并不认同？

老陈：我不反对——只要有个人的栽培在呼召与决志之前及之后。

小何：就是说要和日常的传福音和关怀培训工作结合起来？

老陈：对。

小何：存在一个问题。虽然“决志”现在看来是一种过于简单而表面化的方式，但是毕竟提供了一种辨认信仰身份的方法：从今天起我是一个基督徒了。如果不再强调“决志”的行动，我们如何分辨一个生命的状况呢？

老陈：早期教会有一个“学道者”制度（catechumen），指人在领受洗礼之前一到两年在教会学习的阶段。“学道者”参加教会礼拜，在圣餐之前，执事会为他们祷告，然后他们会离开，只留下可以领圣餐的人。这样的制度适用于慕道者，也包括孩子们甚至接受教会劝惩的人。

小何：（正在吃三明治）……

老陈：一个今天所谓的“决志”行动其实可能基于以下几种不同的情况：（1）我以前是无神论者，现在不再是了——仅仅如此；（2）我有生命的需要，耶稣可能是解决我问题的那一位；（3）基督徒的祷告是有效的，我也感受到了爱心的力量；（4）我今天将生命的主权交给主耶稣，求他赦免我的罪；（5）我之前已经在心里面有真正的信心与悔改，这一次的决志是内在信心的表达。决志者至少有这五种可能，传福音者要分辨在每一个生命中究竟正在发生什么。

小何：这是否意味着我们今后的传福音方式要转变，要像早期教会那样，用一到两年的时间去向人讲福音，去造就他，向他讲……

老陈：（接话茬）……其实，与其说要“讲”，不如说我们需要花更多时间去“听”。我们要去了解每一个生命。讲是必须的，但是圣灵会引导我们，只要我们愿意“听”圣灵的声音，并且我们要用心去“听”每一个生命的故事和心声，不仅仅是迫不及待地去“讲”。

小何：我用一个两面的问题来做结束：总体而言，在中国教会中我们看见最宝贵的是什么？最需要改进的是什么？

老陈：最宝贵的是基督徒之间的那种弥足珍贵的爱，是我们在爱中的交通、团契；中国基督徒最需要改进的，是要记得主耶稣爱我们，接纳我们的事实，学会让这种显出莫大恩典和怜悯的爱成为我们生命的真正动力，而不仅仅是追求别人对我的看法，不要把自己的价值建立在这上面。有才干的基督徒不能够太过在意别人怎么看，而需要从心灵深处领受主的恩典，知道自己是被接纳的，虽然软弱而有限，但是仍然被主所使用。一个领导者也是，他需要释放自己，放下他戴在世人和信徒面前的“面具”——那种从来不犯罪，没有软弱，没有挣扎的假象——这是肉体和血气的表现。我们需要圣灵的光照和感动，彻底承认自己的软弱。

小何：你相信中国最终会成为一个基督教国家吗？

老陈：什么叫基督教国家？如果这意味着“基督教成为文化的主流”，目前看有这种可能性。有人说基督教已经从“中国社会的边缘”进入到“主流社会的边缘”了。基督教的价值观有没有可能成为国人普遍追求的对象？这种尚微弱的可能性目前正在增加，至少它已经从不可能进入到可能了。

注1：这个词在这里指一类对事物庸俗化的，似时而非的，口号宣传式的认识和说法。虽然这些说法本身也许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些真理或者说正确的观念，但是因为它们以极度简化的形式出现，所以会引起误解和混淆。往往人们坚持这类说法的时候并不真正明白那到底是什么意思。---编者注

7. 奉献与传道

文 / 王明道

“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事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罗12:1-2

今日有些热心的信徒在讲奉献的真理的时候，常把两件不同的事混成了一件事，这两件事就是奉献与传道。他们说，“我们得了神那样多那样大的恩惠，不应当再为自己活，应当把自己的身心完全奉献给神，因此我们不当再去作世界上的事，为自己谋求衣食享受。我们应当奉献我们整个的身心光阴，去为神作传道的事工。”许多热心有余知识不足的信徒听了这样的教训深深的受了感动。他们觉得他们实在应当这样奉献，因此便抛弃了自己本来的学业、事工、责任、家庭，去作传道的准备。学生退了学，职员辞了职，商人停了业，工人休了工，治家的妇女丢下了家务和子女。他们去了神学院，去读圣经，去担任传道的事工。过了不久，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发现他们并没有传道的

能力和恩赐，同时他们的家庭和事业仍十分的需要他们照料，他们不得已再回到自己原来的岗位上去。在他们回去以后，他们又感觉不平安。他们觉得他们已经是奉献了的人，如今不传道而作着世上的事工，无异乎以色列人从迦南地又回到埃及去。他们自责，他们惭愧，他们痛苦，他们悲哀。在这种景况中，他们既不能传道，又作不好自己的事工，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悬挂在半空中，那种苦味真不能形容。我见过不少这种信徒，我爱他们的忠诚，我敬他们的热心，但我不能不哀怜他们的无知。我觉得这些人陷入这种可怜的地步并不是他们的错，乃是错在一种不正确的教训上，就是把奉献与传道混为一谈的那种教训。

完全奉献与专一传道是两件绝对不能混在一处的事。专一传道的信徒一定需要先完全奉献，但完全奉献的信徒却不必须都去专一传道。每一个得救蒙恩的人都应当完全奉献，但只有少数特别蒙了神差遣的人才应当去专一传道。罗马书是写给一切圣徒的。保罗在 1:7说，“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名作圣徒的众人。”在 12:1 他对他们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事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罗马所有的圣徒都应当把身体献上，但我们决不能说罗马所有的圣徒都应当专一传道而不作别的事工。今日各地的圣徒也都应当把身体献上，但我们也决不能说所有的圣徒都应当专一传道，而不作其他的工作。完全奉献是说把自己奉献在神的手里，以后不再是属自己的，乃是完全属神的，所以无论什么自己都不作主，只容神作主；神吩咐我走那一条路，我便走那一条路，神命令我作什么工，我便作什么工，神把我放在那里，我便在那里，不再有自己的选择，不再有自己的计划，不再有自己的安排； 神要我经商，我便经商，神要我做工，我便做工，神要我教授生徒，我便教授生徒，神要我看护病人，我便看护病人，神要我作邮差，我便作邮差，神要我当院长，神把我放在家庭里，我便治家，神把我放在门房里，我便看门，神要我下乡传福音，我便下乡传福音，神要我站在讲台上讲道，我便站在讲台上讲道。奉献的人没有选择，只有顺服。如果你说，我决定不再作别的事，我决定专一传道，那便证明你还没有完全奉献，因为一个完全奉献的人是不应当说这句话的。

神的旨意是要他所有的孩子们都把自己奉献给他，然后他照着他的美旨把他们放在不同的地位，不同的环境，不同的职业中，去服事他。他放一些人在商界里，放一些人在工界里，放一些人在教育界里，放一些人在政界里，放一些人在医院中，放一些人在农场上，放一些人在家庭中，此外他也召选一些人去专一为他传道，为他牧养他的羊群。这些信徒所作的事业虽然不同，可是如果他们都在自己的地位事工上殷勤忠心，好好的事奉神，荣耀神，他们便都是作神的工，都是服事神，都得神的悦纳和夸奖。我们决不当看传道的圣徒比作其他事工的圣徒更高尚，更属灵。我们也决不当看除了传道的工作以外，其他的事工都是属世界的，属肉体的。一个在世界工作岗位上工作的圣徒，如果存着事奉神的心去作，他得神的喜悦决不在一个传道的人以下。反过来说，如果一个传道的人不忠心，不爱神，只为衣食或虚荣而传道，他在神面前实在还远不及那在其他职业上忠心事奉神的人。

在许多热心信主的人心中有一个极错误的观念，就是他们把信徒人生中的事务分为两种：一种他们认为是属灵的，就如祈祷、读经、唱诗赞美神，为主传扬福音，治理教会，拜访圣徒，登台讲道；另外一种他们认为是属世界的事，就如治理家务，教育子女，做饭、洗衣、经商、做工、耕地、诊病、教书、在公事房里办事，在社会里服务。他们称前者为圣工，称后者为俗事。这种错误的观念所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呢？热心的信徒都想撇下自己的家庭事业，去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那些不能撇弃家庭事业的人在做事的时候便都垂头丧气，无精打采。他们自恨不能撇弃世俗专心事奉神。他们羡慕那些专一传道的人。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们的工作当然不能作到好处。如果他们没有这种错误的观念，他们本来可以藉着他们所处的环境，所作的事工，服事神，荣耀神，但因为这种错误的观念，便使他们不能好好的事奉神，而且受了许多苦痛；同时那些撇弃家庭事业但没有奉差遣的人，又弄出我们上文所提的那种可怜的结果来。这是多么可惜啊！

我们现在应当帮助圣徒知道奉献的必要，也当帮助他们明白奉献过的人便完全是属神的。无论作什么事，只要存心是为神而作的，便都是服事神的。牧养教会的，传扬福音的，耕田的，作木匠的，作泥水匠的，作铁工的，当邮差的，开汽车的，拉人力车的，作小买卖的，当经理的，学徒的，当警察的，作法官的，作行政官的，作医生的，作看护的，当教员的，驾驶飞机的，收发电报的，看门的，做饭的，洗衣服的，作律师的，作会计师的，治理家务的，只要他们都把自己奉献，都存着事奉神的心去作他们的本分，做事事不是为求发财，不是为求虚荣，也不是追求自己的享受，乃是为讨神的喜悦，为荣耀神的名，为使别人得福，他们便都是为神做工，他们所作的工也就都是神圣的工作，属灵的工作。有些教会称传道人为圣品人。圣经里并没有这个称呼。如果这个称呼是指着服事神的人说的，我认为有些瓦匠、木匠、车夫、仆役、农人、医生、铁匠、护士、教员、小商人，比那些称为神父、会长、牧师的，也许更配称为圣品人。

我们并不拦阻信徒献身专一去作传道的工作。现在世界各处都需要一些把一切事务抛下专一去为主传道做工的人。但我们却不愿意人把真理讲错，以致使许多热心的信徒受了损害和打击。因为世界和教会的需要，神确是在每一个时代都选召一些人，兴起一些人来，使他们“撇了网，别了父亲”，丢下了一切，去作神的工，去传神的话，去牧养他的羊群。神会把他的呼声放在他们心中，招呼他们，预备他们，差遣他们，用他们去做工。也有时神藉着他的仆人把这种呼声传达出来，送到他所选召的人耳中。但我们决不可用人的力量和方法，去替神选召人，差遣人。这种被人选召被人差遣的人不但作不了神的工，反倒毁坏了神的工，不但不能荣耀神，反倒使神受了羞辱。为神的道和工作大发热心固然是极好的事，但如果不按着真知识发热心，常是会演出极不幸的结果来。我们真不可不加注意。

今日的教会中太缺少好的传道人，也同样的缺少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神的圣徒。我们希望多有真实被神选召被神差遣的传道人，我们同样希望多有完全奉献的圣徒。

8. 圣徒与战士

—许春草传

著/张圣才

缩写/江登兴

他有个理想，就是“正义如大水滔滔，公平如江河滚滚”，畅流无阻在祖国大地之上。他认为只有当人民享受到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无恐惧之自由，不虞匮乏之自由的日子，地面上才有和平，人民才有幸福。而这种自由，是从耶稣基督的福音产生出来的。离开耶稣基督的福音，和平、公义、仁爱、宽恕的社会是难以实现的。

辛亥与讨袁

许春草（1874－1960），祖籍安溪，出生于厦门。他原是个泥水工，参加过辛亥革命、讨伐袁世凯、讨伐陈炯明、抗日等等各个近代史上重要的斗争。他的有几句名言：一曰，人民反对暴政不必向政府备案；二曰，有公愤无私仇；三曰，不与魔鬼结盟，不与罪恶击掌；四曰，对付外国侵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无钱无力出命，“我出命”。

1907年，许春草于孙中山倡立同盟会的第三年参加该会。为厦门同盟会最早会员之一。

辛亥（1911）年，作者只是一个九岁的小娃娃，光复厦门那天早上，我同我的第二哥哥张明哲，抬着一块糖果（即年糕），要去五崎顶倍文齐印刷店，赠送我的舅父许文岩时，路过石路街看见许春草骑在一头红色马上，手持红旗，率领数百上千人的部队，进攻厦门清廷的政权中心“提台衙”，部队没有遇到抵抗。我和二哥见此情况，心中怦怦，惊喜参半，抬着年糕，疾步而过。当时，在我这小孩子的思想中，存着一种光荣感：“我的姐夫许春草是革命军的头头！”

袁世凯称帝后，孙中山先生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声讨袁世凯。许春草和在厦门的许卓然等人被委任为中华革命党的领导。许春草当中华革命党闽南党务主任，两次光复厦门未果。

许春草是个建筑工程师，讨袁革命成功之后，他便中止革命活动，在厦门恢复他的建筑行业。

讨贼军总指挥

1921年，许春草应孙中山先生之召，前往广州。中山先生叫他在厦门设立国民党联络站，发展党员，并准备发展武装，以备北伐。经过半年以上的努力，他在厦门、福州各登记党员近千名，准备起义。

1922年6月，孙先生避难白鹅潭的永丰舰。那时候，孙先生和许春草的联络同志郑螺生先生，正在鼓浪屿商谈问题，许建议，请孙先生到厦门暂避。孙中山指示郑螺生立即返回厦门，着许春草尽快夺取厦门。并发下委任状，委任许春草为福建讨贼军总指挥。

许春草加紧准备夺取厦门，因故挫折，而孙先生已安全撤离白鹅潭，去上海。为从闽西南夹攻陈炯明东江据点，许春草仍一往直前，在福建各地一共成立九路讨贼军。

同北伐军许崇智的内部矛盾，使许春草对武装革命，大大失去信心，从1923年起，他就不再参与国民党活动，基本上同国民党脱离关系，回头来他致力于民众运动。日本特务及台湾流氓多次阴谋暗杀，许春草毫无畏惧。他从来没有携带自卫手枪，更没有保卫人员。有一次朋友来告：台湾公会会长陈长福接受任务，非杀许春草不可，劝许谨慎。许春草说：“人的性命在上帝掌中，陈长福无法害我。”

中国婢女救拔团

奴婢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最为悠久的恶俗。大户人家把穷人的女儿，从七、八岁买进来当牛作马，百般虐待，往往迫害致死。有幸活到一定年龄，不是收留为妾，便是贩卖为娼。婢女命运之惨痛，甚于美国的黑奴。

对婢女的不幸遭遇，许春草从幼年时代就有强烈的同情。皈依基督教之后，看见人家虐待婢女，许春草总是按捺不下内心的怒火，经常出面干涉。有一次他被婢女的主妇抢白说：“婢女是我用钱买来的，要打要杀你管不着！”这一句话，触动了他的深思：“用钱买来的人，便可以打杀自由？”这个理由，对他来说，不是味道。因此，他立下志愿，有朝一日，我有了力量，首先就要解放婢女，如同林肯解放黑奴！“中国婢女救拔团，”就是在这种志愿下组织起来的。

许春草有个坚强的意志与信心。无论做什么事，经过他深思熟虑，迫切祷告，认为符合上帝旨意，无论碰到多大的阻力，和如何的困难，以及受到何种挫折，绝不退却，绝不屈服。“中国婢女救拔团”的设立也是同样。他考虑到：凡是养得起婢女的人家，都是家庭拥有资产的富豪和有权有势的官僚家庭，虐待婢女的，自然也就是这些人。中国婢女救拔团的出现，就站在他们的对立面。面对官僚和富户的双重压力，能撑得住，支持下去吗？当他考虑到这里，过去在社会上听到的婢女被殴打的皮鞭声，悲惨的哀哭声，重新刺进他的耳朵。他认清这是上帝的呼召，他责无旁贷，决心干下去！

1929年，许春草在鼓浪屿笔架山观彩石召开一次“群众”大会，倡议成立“中国婢女救拔团”解放婢女。虽然响应号召主动前来参加的不上百人，但许春草严肃而郑重宣布开会。站在讲台上，慷慨激昂，控诉蓄养婢女的罪恶，谴责一切蓄养婢女的人家。他在举例中，涕泪滂沱，听众同声饮泣。他最后一句结束语说：“愿有良心的兄弟姐妹们，跟着我来！天父支持我们！”

中国婢女救拔团发表宣言，痛斥蓄婢制度，要求养婢人家，立即解放婢女。并提出几个办法：

1)    让婢女进学校读书，以进学校为标准。课余回家，仍可帮理家务；

2)    婢女不堪虐待的可以逃来救拔团，由救拔团收容教育，给以衣服膳食，并保证其生命安全，健康成长；

3)    受到残酷虐打中的婢女，中国婢女救拔团要以武力抢救，不惜牺牲；

4)    中国婢女救拔团设立收容院。婢女进院，改称院生，按年龄程度接受教育，够上中学程度的，保送入中学。达到结婚年龄的任其自由选择配偶，由救拔团主持婚礼。

这份宣言，印发五千张，分发厦门、鼓浪屿各界人士，震撼了统治阶级和蓄婢家庭，这么一来，他们不能再养婢女，不能再随心所欲打骂、糟蹋婢女了。有人说：“许春草又在造反了！”

被触怒的党政军警及司法当局召开紧急会议，党部提出，按法令，中国婢女救拔团没有履行民众团体登记，是不合法的组织，所有军政法机关，有权加以取缔和镇压。由此，社会上就产生各种议论：法院宣布，婢女救拔团及其领导人犯上刑法破坏家庭罪，应受法律处分。

政治压力够重的了，但经济压力更加严重，许春草组织婢女救拔团的时候，正是福建讨贼军收场之后，他典尽卖空自己历年积下来的微薄家当，用来遣散奉孙中山先生命令解散的内地民军，免流落为害地方。

由上海中华国民抗毒会总干事黄嘉惠支持，救拔团租用原德国在鼓浪屿旗尾山的领事馆旧址为婢女收容院，解决院址问题，婢女陆续投奔来院多至二百余人。许春草按照救拔团章程，予以教养及择配。

按收容院章程，凡婢女不堪虐待，逃进收容院，办理登记之后，负责职员便分头通知许春草和医生，他们通常是先后赶到收容院。由医生检验难女身体，填好表格，并签名负担法律上证人责任。多数难女都是遍体鳞伤，履次使许春草泪下如雨。遇重伤难女，许春草立即送往医院治疗，得到医生护士的特殊照顾。医院当局，还酌情优待医药费。在医生护士的大力支持下，七、八年间，除了一个重伤难女不治身死之外，二百余名院生，没有发生过病情事故。

救拔团宣告成立的第三个星期，便有一个厦门海军警备司令部副官王经的婢女，前来请求庇护，许春草照章予以收容。这就引起了一场风波。一个副官，本来算不得什么，但是这个副官却是警备司令林国赓的外甥，气焰比一般豪绅高得多。按照救拔团的章程，婢女前来请求庇护，该团立即发函通知养婢人家，并在报纸上发表新闻，宣告这位婢女已在救拔团受到保护，得到解放。王经接到通知，又于第二天看见新闻报道，大发雷霆，对许春草大有灭此朝食之势。他首先派人前来交涉，要求发还婢女，许春草告诉来人：“我们婢女救拔团没有发还婢女的章程”，拒绝他们的要求。王经便申报他的司令舅舅，要派陆战队来武装夺人，许春草对此早有准备，召集会员数百人（那时候签名志愿参加中国婢女救拔团的群众已以四千余人，其中少壮建筑工人二千人左右），各执棍棒，武力保护婢女收容院，等待抵抗。但是婢女收容院设在鼓浪屿，当时还是租界，海军陆战队未经洋人的许可，不敢进入。只好通过会审公堂照会工部局，控告许春草拐诱王家婢女，囚禁收容院，要求派巡捕起赃。许春草在鼓浪屿基督教有一定的信誉，还有几次较量过洋人，所以工部局对会审公堂说：“这样的一种问题，你们中国人自己去调解为好。”——等于拒绝了厦门的要求。会审公堂出面要求和许春草对话。许春草派了一个团员去见他。会公堂见劝说无效，威吓救拔团代表：如不把婢女从速送还王副官，许春草就别想再过厦门，一到码头，就要逮捕。许春草听后一笑置之，既不放还婢女，也不会“不去厦门”。

1930年，日内瓦国际联盟的“反对奴隶制度组织”一个考察团前来远东考察。到上海时，听到中国婢女救拔团的情况，特绕道前来参观，肯定许春草的救拔团符合反对奴隶的宗旨，要求鼓浪屿领事团通知工部局不得干扰，方减少了一些压力。

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占领鼓浪屿，中国婢女救拔团及婢女收容院，被日军解散。

反对暴政，不必登记

许春草从泥水徒工的时代，便结拜了数以百计的兄弟，在此基础上成立建筑公会。1921年，许春草应孙中山电召前往广州汇报厦门情况。孙先生当面指示，改名为“厦门建筑总工会”，和广州建筑总工会同一规格。至1925年，工会正式登记的会友达到三千余人，非正式会友近五千名。

改名易帜后，到抗日前近于独裁统治的那些年月，即1928—1937年十年间，厦门建筑总工会反抗当权者的无理斗争不下十余次，有时很激烈。

鉴于国民党地方政权的腐败，贪污无能，对人民的事务漠不关心，只知利用职权敲诈、       勒索。许春草拒绝厦门国民党政权对建筑总工会的任何干涉。坚持不向国民党党部和警察局履行人民团体登记手续，也不接受他们的命令，不参加他们的群众活动。坚持得最彻底的是不向他们登记，不让他们派人“指导”。这一点，扫尽了统治者的威风。他们千方百计，以打倒建筑总工会为他们统治厦门的第一目的。

厦门国民党结合他们的警备司令部，海军陆战队和公安局武装警察，对建筑总工会软硬兼施。另外组织一个所谓“砖瓦工会”包运建筑材料，禁止建筑工会工友起卸砖瓦及其他建筑材料，派军警守卫码头。许春草动员了近三千多名工友，包围起卸码头，驱逐守卫该码头的军警，保卫工友，起卸砖瓦建材。厦门国民党党部会同海军陆战队，出动全部武装警察及侦缉队，准备镇压。许春草率领三千多工友保卫搬运建材。最后打赢了这场有可能引起大冲突以至大流血的事件。许春草年轻时已经信仰基督耶稣，在这个斗争中，许春草每过一小时，进入密室祈祷一次，力排众议，不达到搬运示威的目的，绝不收兵。这也可以看到他信心的坚定。

1932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来厦门，厦门国民党领导兢相向林森告状，说许春草抗拒党的领导，以致厦门无法发展党务，要求林森采取措施解决问题。林森原和许春草相识，派一位华侨老国民党同志叫叶独醒，去请许春草到他的行馆谈谈。许春草问叶独醒先生：“子超（林森）叫我去做什么？”叶老先生说：“大概是为了建筑工会的问题，人们向他告状，子超想和你谈谈这个问题，总是希望建筑工会向党部登记，接受党的领导。”许春草回话说：“独醒兄，你我无话不谈，你回去转告子超，不抵抗者把整个东北断送给日本，你身居政府主席，没听到你说一声正确的话。如今我许春草办一个民众团体，没有向党部登记，你林子超就和我过不去，我决不去见他。至于登记备案的问题，我的意见是，人民反对暴政，没有必要向政府去登记。孙中山先生反对袁世凯，我就没有听说他去向袁世凯备过案。”在这里他实践他那句经常引用的格言：“不与魔鬼结盟，不与罪恶击掌。”

抗日救国会

1931年“九一八”事件发生，国民政府通令全国，抑制人民反日活动。人民道路以目，不敢有所作为。街上偶然发现几张反日传单或标语，基本上是爱国份子组织的秘密活动。对此，许春草另有他的看法。

为了抵制政府抑制民情的禁令，许春草从“九一八”事件发生后便组织反日宣传队，分别到厦门建筑总工会所属七个区会，宣传反日，这个活动几乎每晚都举行。又组织建筑工人纠察队，负担维持秩序，不听军警干涉。

许春草决定组织厦门抗日救国会，争取公开活动。他邀请厦门大学教授黄幼恒等十数人，同建筑总工会执行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一致赞成公开反日，并分头联络各界民众团体及社会活动分子，召开各界代表大会。宣告成立“厦门抗日救国会”，挂出“厦门抗日救国会”的招牌。

厦门抗日救国会成立于1931年十一月初，距离“九一八”事件不到二个月，是全国第一个公开的群众抗日组织，为抗日地下组织提供了一个公开斗争的机会。这个组织从发起到抗战，都在许春草所领导的厦门建筑总工会大力支持下，它的文武各种形式的斗争，都有许春草的血汗。

抗战八年，许春草奔走南洋各地宣传抗日，声嘶力竭，席不暇暖。所到之处，受到侨胞热烈欢迎。由于他是个忠实基督徒，在教会中有一定的信誉，所以他对华侨的宣传，解除了各地基督徒的精神顾虑，放心参加抗战。这在抗日运动中可算一种独特的贡献，为一般抗日人士所莫及。南洋沦陷后，许春草返回祖国，祖国大后方各省，亦遍布了他爱国活动的足迹。不论多么危险，即使是在敌机密集轰炸的时刻，他每日清晨必按时刻寻找一个安静地方，或山上，或水边，为祖国祈祷。

鼠疫是不治之症，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更是这样。就在这样时期，厦门曾经有二、三年，每年必发生一次严重的疫情。疫情可怕的程度，使得居民出门必须把自己的名字地址，写牌挂到自己身上，以防途中患疫倒毙，无人收殓。许春草信主之后，从教会里学到一点卫生常识，知道鼠疫传染的利害。他在教会发起组织一个七人的防疫小组，自己带头，碰到教会会友家患鼠疫，这个防疫组立即驰到病家，先将无病成员迁移到隔离场所，病人即由防疫七人轮流照顾，直至收殓埋葬，不让无病亲人插手，以防感染，这是一种如果没有信心和爱心的人做不出来来的差事。连接两三年，每逢鼠疫流行季节，这个七人的防疫小组，便主动为病家服务，在神的照顾下，这个七人小组，没有一人感染鼠疫和死于鼠疫。

他的信仰

因为父亲被洋人骗卖一去不返，把他的家庭推入艰苦的深渊，少年时许春草对洋人和洋教痛恨入骨。但是他后来却信了基督教。

许春草佩服孙中山先生，他第一次听到孙中山伦敦蒙难的情况时深受感动。在孙中山被清廷驻伦敦使馆特务绑票，准备偷运回国报功的极危险时刻，孙中山恳切祈求上帝给予拯救，结果得到各方面的声援而脱险。其中经历处处见到上帝的照顾。孙中山的这个故事，加强了许春草参加革命的决心，使他在爱上帝与爱人的道理上，获得进一步的统一。

有一位美国牧师，也可以说是他的好朋友。他从这位牧师得到当时没有地方听到的世界知识，有好几位闻名的美国人，如华盛顿、林肯都成为他为人处世的典范。尤其是林肯的事迹，对他的帮助更大。他非常欣赏林肯的诚实与仁慈。他说：“林肯为解放黑奴，挽救联邦免于分裂，发生内战，实在出于不得已。但是他在内战中，能够做到对个人全无仇恨，对人民满怀热爱，对真理彻底坚持，是极不容易的。”他认为林肯对政治道德的示范，功劳远远大于任何政治家。孙中山先生提出建立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人民政权，百倍加强他一生追随孙先生的热情，而这个人民政权的精神，是林肯所概括的。

许春草信仰基督教，他的信仰的内容是什么呢？全世界的基督徒数以十亿计，有些人认为上帝的存在是虚构的，耶稣基督是历史上的人物，同托尔斯泰、雨果、孔丘、孟轲一样，他们都为人类的社会说些中肯的话语，也做一些有益于人类的实际事业，但认为耶稣基督和他们一样是人不是神。

许春草皈依基督之后，他的信仰内容，同上面这些看法有明显的不同，他深信宇宙中存在一位全能全智全爱的真神，他存在于宇宙之中，却不限于宇宙之内。他是万物的创造者，又是统管万物的主权者。惟有他至上、至尊、至圣、惟有他是“无限与绝对”的，许春草是这位上帝的受造者。由于人类没有一个好人，“连一个也没有，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满口是咒骂苦毒，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他们所经过的路，便行残害；暴虐的事，平安的道，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眼中无神”，以至世上发生各种不幸的事故，造成人类沉沦的后果。许春草相信上帝出于自己的无限慈爱，不忍世人沉沦，自己道成肉身，在耶稣身上，显示自己的慈爱，为人承担罪恶的代价，在十字架上，成全了他的慈爱与公义，救赎世人进入永生。他毫不动摇地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自己成为肉身的人，无以名之，名之为“上帝的独生子。”

基督教有一个派系，强调属灵生活，以追求未来的永生为人生最高的目的，而不重视世上人间的问题。许春草指出，圣经的话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可以说是属灵一面的生活，而“爱人如己”，却和爱神一样的重要。一个诚实有属灵生命的人，一个尽心尽意爱神之人，一定要表现出爱人如己的行为。因此，当人民在苦难中不能自拔的时候，基督徒有绝对的责任去救拔他们。

许春草自信耶稣基督以后，便把祈祷作为他生活的最重要项目。他除了礼拜天到礼拜堂做礼拜之处，每天早、午、晚作三次祈祷，午夜三点钟，他还要作更长时间的祈祷。他把祈祷当为他的生活。他可以通过祈祷来得到和罪恶斗争的力量，通过祈祷来解决一切难题，通过祈祷来取得内心的平安。他的重视祈祷，达到神秘的程度，令人难于理解。不断祈祷的生活，使他享受到很大属灵的恩赐。

信心生爱心，爱心就是我国的“仁”。古人说：“仁者无畏”！许春草由于信主，确实达到“无畏”的地步。

末了期盼：民主自由的祖国

许春草自从皈依基督，到八十六岁终年，无论他所做的是国家大事，或者是服务个人的小事，他都以耶稣的真理为指南，他的所有活动，贯穿着一条十字架的红线。他喜欢把自己的名字中的“草”字比作自己的一生。他说：“我天天背负三个十字架，一个是国家、一个是教会的，另一个是家庭的十字架。在这三个十字架的重压下，他有时有如耶稣基督走上各各他那样，心力交瘁，有时像以利亚在亚哈王追捕下，灰心失望。但是他倚靠天父，屡蹶屡起，横眉冷对千夫指，毫不畏缩。

许春草拥有一座二层半的住宅。这是一座花岗石的建筑物，占地约一百二十平方米。屋基是他出价买的一块荒山坡地，他采取地面花岗石为建材，费时三十五年，至今尚未落成。因为他并没有现成的整笔现金来盖房子，而是在他三十余年中，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砌上去的。自己是一个建筑师，没有事情时，自己动手。这座房子一度被政府托管，现在落实政策，已经发还。

许春草孩童时期，有一次吃到从来没有吃过的山芋蛋，太香了，却没能随心所欲的吃个饱。他不胜遗憾，许下一个宏愿：“将来会赚钱，一定要吃它一顿饱”，穷小子这个宏愿，后来算是实现了！

然而许春草这一辈子，还有一个宏愿未见实现。这个宏愿使他日常处于一种期待中——期待有一天，天国降临在地，如同在天。他直到八十六岁的晚年，丝毫没有老年人衰残之感。他天天在家里的走廊上日行十华里，煅练身体，等候天国降临。

他有个理想，就是要求“正义如大水滔滔，公平如江河滚滚”，畅流无阻在祖国大地之上，（许春草先生的儿子许牧世先生数年前回忆说，许春草先生所盼望的是一个宪政的政体出现在中国大地上。）他认为只有当人民享受到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无恐惧之自由，不虞匮乏之自由的日子，地面上才有和平，人民才有幸福。而这种自由，是从耶稣基督的福音产生出来的。离开耶稣基督的福音，和平、公义、仁爱、宽恕的社会是难以实现的。

但原许春草这一生的第二宏愿得到天父的成全！阿们！

1984年5月

———————————————————————————————————————

作者张圣才简介

文 / 江登兴

本文由编者江登兴根据张圣才著《基督徒许春草传》（注1） 缩写而成，现在的题目是编者加的 。作者张圣才先生，原为厦门著名文人，后被国民党逮捕，在共同抗日的条件下与戴笠达成合作，为军统厦门、香港、菲律宾负责人（还是上海方面领导，具体职务待查）。

在菲期间，出入生死，事先据情报分析日本可能轰炸珍珠港，后来麦克阿瑟将军对此深为感激，曾称他为好情报员。

抗战后返渝，戴笠说，明日见委员长，你去不去。他说：“我要回厦门看母亲。”1949年蒋介石两次召见，而此时张圣才先生正致力于策动福建全省易帜，两次拒见蒋。

此间同潘汉年合作营救一批国统区人士到香港，包括王亚南教授等。

建国后入狱加流放凡数十年，自称：一生坐过日本人的牢，坐过国民党的牢，也坐过共产党的牢。曾谓人生三大乐事：“没抓着、出监狱、借到钱”！

他因为出生于基督教世家，第一次入狱后清楚地认识上帝并且得救，文革在囚禁中，因为坚持信仰，要枪毙他。他对威胁者说：“你有手枪吗？有手枪你杀了我，你们关了我这些年我更加信了！因为我信耶稣基督你们枪毙我，我很高兴！”

流放归来，张先生任闽省政协委员。1982年，在厦门市政府，有记者突击给他递纸条，问他当初为何起义，他说：“当时国内一片黑暗，只有延安一点光明，那时共产党是为人民的。如果有一天共产党不为人民了，我会再次起义。”时已年八十有余。

1990年，写信抗议此前某重大事件，称自己半世纪政治斗争下来，一直说真话，这点信念是自己良心的起博器。此信传出，家人害怕非常，张先生乃致电朋友：“我老了，他们拿我没办法了。”

先生晚年清晨即起祈祷。张先生家人告余，他九十多岁时常半夜起来，跪在上帝面前痛苦忏悔，因为自己当年率数百将士起义，而此后死的死，关的关。也许他心中伤痛只有在上帝面前述说。

2002年5月26日世界几百名学生故人齐集厦门为先生祝百岁。先生发布文告：“我在天父的带领下，毫不妥协地走过了一个世纪……”八天后先生安然辞世！

余于2001年访先生，分别之时与先生握手，犹热情有力，战士之手耳。别后读其所赠文稿《许春草传》，犹有余热。感慨万千。先生辞世两年之际今将先生旧稿缩写发表。以为纪念。全稿以《圣徒与战士——许春草传》为名发于“信仰之门”网站，读者可到网上搜索。

先生佳美故事待来日细说。

注：

江登兴弟兄在写时所用的题目是《二十世纪为自由与正义抗争的典范》。经他本人同意，本刊在转载时改为现名。

9. 用爱心说诚实话

——改革宗传福音之道（节选）

文/ Kim Riddlebarger 译/文睿

（一） 何为传福音?

对许多人来说，基督徒生活的实质就是“向别人传讲耶稣”，但是在太多的例子中，传福音变成了向别人传讲自己，诉说基督教是如何冲击了我们自己的生命。当我们要人为传福音下定义时，问题就很明显了，我们发现人们经常混淆了自己的见证、个人经历和圣经对耶稣基督的见证之间的关系。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当我们尝试使别人相信的时候，会如此容易就去谈论自己，而不是单纯地叙述福音的事实。太多人以为传福音的实质就是个人见证，而非圣经的见证。

按照维尔•麦兹格（Will Metzger）那本很有帮助的书《说出真相》（Tell the Truth）的说法，圣经对基督作的“见证（witness）”和我们自己信仰之路的“个人见证（testimony）”之间有清楚的分别。麦兹格说，（圣经见证）的内容是基督和神，不是我们的信仰之路。虽然可以加上我们的个人见证，但圣经见证不只是重复我们的属灵自传。我们所宣告的主题是关于具体的一位神的具体的真理。神已经把那叫世人与他和好的信息（林后5:19） 交托给我们。把握这点至关重要。传福音的精义就是讲论圣经为基督所作的见证，这包括了一套非常具体的圣经事实。

这意味着，在我们向别人讲述耶稣基督之前，我们需要非常清楚耶稣是谁，明白关于他的救赎工作的实质。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脑子里，对于那些构成我们对传福音的认识的神学范畴和前提，一定要非常清楚的原因，为什么“搞明白再说”的原则如此重要的原因。

所以，我们所用的传福音的定义就是“用爱心对人说诚实话”。现在，我们来看看什么是对人说诚实话（真理）。

（二） 一贯性和应变性：“真理先于言说！”

很明显，任何关于传福音的圣经和神学基础的讨论都要从头开始，这事做起来可没有说起来容易。正如薛华（Francis Schaeffer）很准确地提醒我们的那样，“基督教信仰始于无限而有位格之神的存在，人按照神的形象样式的被造，以及在时空中的堕落。”  确实，在把福音带给在自己影响范围之内的人之前，我们头脑里对一些圣经和神学的前提要有清楚的认识。

在面对具体问题之前，我们不能忽视这个事实，就是传福音和护教“合乎圣经的起点”，是改革宗神学家经常且激烈地争论的。作为基督徒，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是“我们是从神开始，还是从人开始？”加尔文自己在他那本非常有名的《基督教要义》一开头就说：“几乎在我们所拥有的智慧当中，也就是真正、确实的智慧，主要是由两部分所组成，即对上帝的认识，与对我们自己的认识。”他清楚表明他认为两者必然互相联系，一部分必然引向另一部分。证据论者和前提预设论者之间对护教方法的一切争论，都表明了在这里所涉及的问题何等复杂。

为避免陷入哲学性的争论（“神，还是人”），让我“预设”一种我认为是处理这些问题有效而符合常识的方法，即一般所说的“一贯性和应变性”模式（coherence-contingency model），这种模式承认有一组固定的教义真理 [一贯性]，然后这些真理被应用到非常广泛、具体的传福音场景之中[应变性]。所预设的固定一组真理，就是在圣经里找到的资料，如同改革宗信仰宣言为我们归纳出来的那样，然后我们把这些带到具体的传福音的场景中。

简单来讲，为了用爱心对人说真理，我们首先必须要知道什么是真理！在这种意义上，一贯性先于应变性！

（三） 一贯性：传福音的圣经和神学前提

如果“对人用爱心说真理”的前提是明白什么是真理，这就意味着预备传福音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学习改革宗信仰告白或圣经真理的基本课程。当然，有一点很重要，你不需要成为一位神学家才能去传福音。但你确实需要把握好基本的圣经教义！让我尽可能清楚地强调这点，就是当你开始去向别人见证耶稣基督的时候，花在学习信仰告白上的时间，会结出丰硕的果子。

那么，下面就是我们到圣经里找可以用在应变情景中的模式之前，需要去熟悉的一系列事情的“梗概”。

A. 关于“永在”的神 （the God “Who is There”）

1. 神是永恒，非被造的：也就是说，所有被造物都是神所造的，要依靠他才能存在（创造），并蒙保守（护理）。这给应变性的护教依据提供了极大的支持。

2. 唯独神是不变，无限，完全，全知，无所不在的——而受造物是可变，有限，复合，必然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这解释了人在认识和存在方面存在局限的原因。

3. 除非神选择通过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来显现自己，否则对我们来说，他就是完全超越，不可理解和隐藏的。这意味着除了他的自我启示以外，我们对神一无所知。

4. 创造源于神永恒的定旨——这意味着现存的事物没有一样在神的旨意和权柄之外。这意味着不存在好像“偶然”，“命运”或绝对意义上的“自由意志”这样的东西。

5. 圣经中描述神拥有绝对和无限的圣洁，慈爱，真实，公义，怜悯，忍耐等等属性。所以我们是有条件，有限地拥有这些属性的被造的人。这解释了下面这个事实，就是人拥有所有这些所谓可传递的神之属性，神用语言与我们沟通，即通过圣经这写成文字的神的话语。

B. “人就是人”（The Mannishness of Man）：受造和堕落

1. 神造万物，宣告它们都是“好的”。所以基督教和一切形式的“灵／物”二元论都必然不相容。

2. 创造的事实证明了一般历史是神在时间，空间的作为的重要性，尽管他超越时间和空间。下面会谈到，基督教必然是“历史性的”信仰，它的真理宣告扎根于神救赎性的话语和救赎性的作为之上。

3. 创造的高潮乃是神按着他的形像样式造男造女，正如范泰尔（Cornelius Van Til）所说的那样，人是按着被造物所有可能的方式而与神相似 ，因为我们拥有全部所谓可传递的神之属性。这解释了很多事情，比如人的尊严；禁止谋杀（创9:6）和咒诅他人（雅3:9）的圣经教导；人有理智，以及为什么——除了在兴建巴别塔时降在人类身上的咒诅以外——“他们所要作的事没有不成就的”，等等。对于基督徒来说，人远远不止是一种动物。

4. 神通过他所造的普遍启示告诉我们，他是自有永有的，全能的，他要惩罚罪，而罪的意思就是违背任何神在自然启示以及以成文的方式在十诫中所显明的旨意。普遍启示的目的是给我们关于神的天然的知识，而特殊启示（包括神救赎性的话语和救赎性的作为）向我们启示救赎的计划和目的，离开这些我们就不能得救。因此任何符合圣经的传福音方法都要完全建立在圣经之上，就是被记载下来的神的话语之上。

5. 神赐给亚当治理全地的管辖权，给了他所谓的“文化使命”， 即建立家庭作为人类存在的基本单位，要人生养众多。亚当要通过“敬神的文化”来管治和征服世界。这表明人类需要社会结构和文化。

6. 基督教没有预设关于“地球年龄”的任何具体理论，但的确要求承认历史上亚当的存在。确实，基督教不仅预设历史性亚当的存在，还预设了堕落人类的存在。亚当因为在伊甸园里背逆神，而把人类陷入罪和死亡当中。所以人类面临的许多困难，不是出于神那“好的”创造中的缺陷或局限，而在于人的罪性，在于创造被败坏的缘故。

7. 因此，身为基督徒，我们不仅要从所有人都是按着神的形像样式被造这个角度，看到人的尊严，我们还必须同样看到那使全人类落在神的咒诅之下的，人的犯罪堕落的后果，这包括：

a. 被算为有罪。亚当的罪归算到全人类，在神面前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

b. 罪的工价就是死亡。每一个出生的人都会死。

c. 遗传性的人类的败坏，除了本身永远应当受到惩罚外，也因着人的自然生育被传给亚当一切的后代，这败坏导致实际的犯罪。因此我们生出来就带着一种“罪的本性”，使我们与神天然为敌，既不愿意、也不能够行出他的旨意。这就是马丁•路德所说的“我们身上的扭曲”或者范泰尔所说的“自主”（autonomy）。

d. 全然败坏的意思是说罪在身体，理智和感情层面影响全人。我们里面神的形像样式没有一部分是不被罪沾染、涂抹和败坏的。尽管神的形像还保留着，但正如加尔文所说的那样，这是一个可怕的扭曲。

e. 原本的义、圣洁和知识的丧失。堕落实在大大破坏了人基本的人性，这只能通过重生得到恢复。

f. 罪给人的知性带来的后果：人对神的知识昏暗了，不能明白神的事情。正如保罗说的，我们现在是无可避免地在不义中压制神的真理。

g. 全然无力：因我们罪的倾向，如果任由我们自己，我们不会凭信心来到神的面前。

h. 按着本性，我们是“可怒之子”，是罪性、欲望和感情的奴隶。我们的心思无时无刻都在思想邪恶。

C. 神在耶稣基督里的恩典：相信和称义。

1. 圣经清楚教导神拣选一群亚当的堕落的子孙，使之得救，他放弃了其他人，任由他们面对原罪和本罪的后果 。 所以，唯有在神的良善中，而不是在罪人天然的能力中，我们才能找到堕落的罪人可以得蒙拯救、脱离神的忿怒和前来信靠神的理由。

2. 圣经教导，神把他神圣的旨意（拯救选民）和命定的手段（传讲／教导和传播福音）联系在一起。这就是说，神不仅决定了谁会得到拯救，还决定了他们怎样得救。这也意味着，我们要让自己去关心神所设定的手段——把福音带到地极，而不是去关心谁是选民、谁不是选民这个奥秘。任何改革宗传福音之道都只不过是建立在这些神所命定的手段上而已。

3. 拯救唯一的根基是耶稣基督已成就的工作——包括他主动和被动的顺服。在基督身上，神履行了律法的要求。因着基督献祭的死，神除去了我们罪的刑罚。基督的死足以拯救所有到他这里来的人，神以他的死定意拯救选民。基督的死在理论并不是使全世界的人都成为“可救”。

4. 信心不是我们要得到拯救必须要做的工，信心是接受耶稣基督拯救的好处。信心不仅仅是认同基督教信仰的真理，而是信靠耶稣基督，唯有他能拯救罪人脱离那将来的忿怒。按照华腓德（B. B. Warfield）的说法，“信心唯独从它的对象得到它的价值.... 所以信心拯救的力量不在于它本身，而在于它安歇于其上的大能的救主……严格来说那使人得救的甚至不是在基督里的信心，而是通过信心来拯救的基督。”

5. 圣经清楚教导罪人通过福音这个手段来相信基督——神的选民蒙了有效呼召，得到重生，被归正，就是行使对基督的信心和悔改──唯独藉着圣灵的能力（弗1:3-14；林前1:18-2:16）。所以圣经所定义的布道，是向非基督徒传讲福音，带着期望，知道圣灵会藉着神所命定的手段——那和好的信息（罗10:14-17；林后 5:16-6:2），大有能力地动工。

6. 福音，狭义的定义是林前15:1-8所归纳的基督的拯救工作。传讲福音就是传讲基督的生，死，埋葬和复活的事实，然后以福音对人发出悔改相信的吩咐来结束。  神藉着这个信息创造出信心，使罪人能够相信。

以上这个“梗概”，勾勒出对神、创造、人、罪和拯救的基本前提，是我们在传福音之前一定要在头脑中清楚认识的。这些就是我们一定要凭爱心对非基督徒说的“真理”。

D. 一如钟马田医生指出的，上面这些神学前提构成了改革宗传福音的某些基本原则：

1. 传福音最大的目的是荣耀神，而不是拯救灵魂。

2.成就这事唯一可依靠的是圣灵的大能，而不是我们自己的力量。

3. 圣灵动工的唯一途径就是圣经；因此，我们要像保罗那样“本着圣经与人辩论”。

4. 上面这些原则给了我们传福音的真正动力——为神发热心，爱人。

5. 出于虚假的热心，使用不合圣经的方法，这无疑存在着成为异端的危险。

E. 两种不同的传福音方法的对比。

以人为中心的传福音方法

以神为中心的传福音方法

对神的看法：

1) 与非基督徒的接触点是爱（神爱你），因此神的权柄是第二位的。

2) 爱是神的首要属性。

3) 神在罪人的意志面前无能为力。

4) 三位一体神的各个位格在成就和实施救恩时目标不同。

5) 神是愿意帮助你的朋友。

对神的看法：

1) 与非基督徒的接触点是创造（神造你），因此，神有权柄掌管你的命运。

2) 圣洁和爱是神同等重要的属性。

3) 神能够加强罪人的意志。

4) 三位一体的各个位格和谐一致地做工——为了同一群人，成就和施行拯救。

5) 神是拯救你的王。

对人的看法：

1) 堕落了，但还有能力（潜力）选择良善。

2) 寻求真理，但缺少正确的知识。

3) 需要爱，帮助，友谊。

4) 犯错误，不完美，需要赦免。

5) 需要拯救脱离罪的后果：不喜乐、地狱。

6) 人类有病且无知。

对人的看法：

1) 堕落了，靠自我意志力不会归向神。

2) 意念与神为敌，没有人寻求神。

3) 需要新的本性（意念，心灵，意志），重生。

4) 背叛神，有罪性，需要与神和好。

5) 需要拯救脱离定罪，罪的权势。

6) 人类已死且迷失。

对基督的看法

1) 救人脱离自私、错误、地狱的救主。

2) 他为我们的好处而存在。

3) 他的死比他的生命更重要。

4) 强调他的祭司职分：救主。

5) 对获取救恩来说，顺服基督为主是可有可无的。

对基督的看法

1) 救人脱离罪和罪性的救主。

2) 他为收聚一个王国，接受尊崇与荣耀而存在。

3) 他的死和顺服的生命同等重要。

4) 强调他的祭司、君王和先知的职分。

5) 对获取救恩来说，顺服于基督的主权是必需的。

对回应基督的看法

1) 神等着我们接受他的邀请。

2) 我们的选择是救恩的基础——神回应我们的决定。

3) 我们对福音真理理智上赞同——决定。

4) 针对罪人的愿望做出呼吁。

5) 唯信得救——悔罪可忽略不计，因其被看作是“行为”。

6) 得救的确据来自一位使用神的应许，并宣称新信徒已经得救的辅导的人。

7) 罪人自己手里握着钥匙。

对回应基督的看法

1) 我们现在要顺服神爱的命令。

2) 神的选择是救恩的基础——我们回应神的初始行动。

3) 我们用整个人（意念、心灵、意志）来回应——归信。

4) 真理被神有力地放进罪人的良心里面。

5) 唯信得救——得救的信心总是有悔改与之相伴。

6) 得救的确据来自圣灵把圣经中的应许放在人的良心里面，并成就了生命的改变。

7) 神手里掌管着钥匙。

（四） 应变性——“用爱心说诚实话”

既然我们已经清楚关于神，创造，罪和恩典的基本圣经和神学前提（一贯性），我们需要继续来讨论应变性的问题：“那么，我们怎样把这一套确定的真理体系运用在变化的处境中？”“我们怎样对非基督徒用爱心说真理？”

A. 进行福音预工（Pre-evangelism）

正如薛华曾指出的那样，“福音预工不是可有可无的选择。”在他的著作《永在的神》 中，薛华用下列几点说明什么是我们所说的“福音预工”，这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做预备的工作，使人能够明白基督教的福音。福音预工就是传递人要明白基督教的宣告所需要认识的基本范畴，以及除去潜在的理智上的反对意见。按照薛华的说法：

1. 福音预工使得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之间可以有双向的沟通：“如果我们希望沟通，那么我们就必须花时间和精力学习我们的听众是怎样运用语言的，好让他们可以明白我们打算要表达的东西[130页]。”所以福音预工使我们能够明白非基督徒在说些什么。它意味着聆听他们说话，然后用他们能明白的用语与他们沟通。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找到和建立“共通点”（common ground）。

2. 福音预工使得人可以正确明白爱的含义：“我们必须把每一个人当成一个具体的个人，而非统计数字或机器来看待[130页]。”“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与之交谈的这个人，无论他离基督教的信仰多远，他仍保有神的形像和样式。他有极大的价值，我们与他的沟通一定要带着真爱。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不仅只是一种感情的冲动，而是尝试靠近他，站在他的位置上，看他的问题对他来说是怎样的。爱是真正关心一个具体的个人……所以，把个人‘见证’看作是一种责任，或者是出于我们基督教的圈子给我们施加的一种社会压力，这就完全失去问题的焦点了。我们这样做的原因是，在我们面前的人有神的形像和样式，他是世界上一个独一无二的人。这种沟通不是廉价的” [130-131页]。所以，尽管我们传福音的动机是荣耀神，然而我们对人的爱，最终会把荣耀归给神。

3. 福音预工是使一个非基督徒看到不信的徒然，使他落在真实世界和他自己所信的那一套理论之间的两难境地里：“我们与之交谈的每一个人，无论是商店里的年轻女售货员，或者是大学生，不管她／他自己有没有用心分析过，都有一套预设的思想观念……但实际上，没有一个非基督徒可以在他预设的逻辑上保持前后一致。原因很简单，因为一个人必须要活在现实当中，现实包括两方面：外在的世界和它的形式，以及人的‘人性’，包括他自己的‘人性’。不管一个人相信什么，他不能改变存在的现实。基督教信仰是关于现实存在的真理，要按照另外一套体系来否认基督教，就是要离开现实的世界……非基督徒的预设思想观念显然不能和神的创造——包括人是什么这个问题吻合。情况就是这样，每一个人都是落在一种两难的位置。人不能创造他自己的宇宙，然后生活在其中”[第132页]。

“每个人都处在真实世界和他／她自己的非基督徒式的，前提预设的逻辑结论之间的某处。每个人都承受两种拉力:朝向真实世界的拉力和朝向他自己逻辑体系的拉力……一个人更逻辑性地坚持他自己预设的非基督教立场，他就越发远离真实的世界；他越接近真实的世界，他对他自己的预设前提就越缺乏逻辑”[133-134页]。

薛华称这种揭发理智上的两难处境为“掀开房顶”，让这些非基督教的预设体系崩溃，倾倒在他们身上 [140页]。这就好像是在传讲律法——因为这暴露了非基督徒理智上的一个弱点。薛华警告我们，不要过度揭露这种两难处境，超过必要的程度，因为当我们摧毁了一个非基督徒的预设前提时，可能使得他们陷在绝望中。这就好像向某人传讲律法，却不接着传讲福音一样，这使他们落在定罪之下，没有得赦免的指望。

4. 福音预工要使非基督徒明白，所讨论的问题关乎客观的历史事实，而非个人的主观感觉或意见看法：“我们一定要确保每一个人明白我们在讨论实在的真理，而不是一些含糊的宗教性的，看起来是在心理上起作用的东西。我们一定要确保他明白我们在谈论在神面前真实的罪，我们不是在给他帮助，仅仅帮他脱离罪疚感。我们一定要确保他明白我们在和他讨论历史，耶稣的死不仅是一种理想，或者一种标记，而是时间和空间中的事实。如果我们在向一个不明白‘空间，时间，历史’这些词的含义的人说话，我们可以说：‘你相不相信耶稣死了，就好像如果你当天在那里，你可以用指头去蹭十字架，而从上面抠出一条木碎来？’除非他明白这些事情的重要性，否则他还没有预备好成为一个基督徒[139页]。”

“只有给了人足够的知识基础，才能邀请人前来……知先于信。” [153-154页]

所以福音预工至为重要，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向人传递他所需要的认识范畴和真理，使他可以明白福音本身。在这一点上，护教学可以有着力之处，正如福音预工也可以除去非基督徒可能有的对福音理智上的反对意见[真实或想象出来的]一样。在这里，我们的工作就是为接下来的，用非基督徒可以明白的言语传福音预备道路。

B. 不同的传福音场合

在开始讲怎样传福音前，先认识到有许多明显不同的传福音的场合，对我们会有帮助。简单看看这些不同的场景，对它们进行分析，是很重要的，因为在一个场合中适用的，在另外一个场合可能就不适用。有一些传福音的情景是比其他更有效的，在其中，个别的基督徒可以起很大的作用。

1. 讲道： 就算快速浏览使徒行传，我们也可以看到教会是通过宣讲神的话语而增长的。当听众是犹太人的时候，讲道是出于旧约的经文，目的是表明为什么耶稣就是旧约所讲的那一位。当保罗在外邦人前传道时，讲道的内容便做出相应的调整，迎合外邦的听众。这就是我在别处说过的，“宣告—捍卫”（Proclamation─Defense）模式。

然而，在我们当前的处境下，并非所有的布道都是向非基督徒传福音。因为敬拜，宣读神的话语，施行圣礼是为了神的荣耀，以及造就他的百姓──并非像那些“教会增长”型的人所坚持的那样为的是传福音。这意味着在传福音中，讲道有它的角色，但可能不是唯一的角色，甚至可能不是最重要的角色，尽管真正合乎圣经的传福音，是在教会事奉的场景中进行的。

今天美国福音派的“布道大会式的传福音”很正确地意识到宣讲神话语的中心地位，但却因为其阿民念主义／半伯拉纠主义的神学范畴，掏空了神话语的内容。福音派的“布道大会”不是教会的功能，而是现在教会所采用的娱乐模式的功能。

2. 个人交谈──大多数的福音传讲是在人们和非基督徒的朋友与邻居在个人的基础上交谈的场景中进行的。每一个人都有非基督徒的朋友，家人，邻居和同事。这是福音预工理想的场合，我们给非基督徒一些关于基督教的基本范畴和正确的信息，然后带他们上教会，接受神话语的事奉。这也是最有效的传福音的方法之一。这里的关键是教导教会的成员，让他们可以自己传福音。如果这样的人很快被带进当地教会，接受门徒训练和教义问答学习，也会非常有效。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交谈不是简单带人“私下做认罪祷告”，而是在本地教会中，公开承认相信，受洗和加入教会。

3. 接待/小组──许多教会给人提供“没有威胁性”的机会，可以带非基督徒朋友到小组和查经班来接触福音，在其中分享基督教的基本真理，进行讨论。再次，如果这些小组是教会所举办，得到教会许可，也得到本地教会的正确监管，它们是可以带来益处的。在太多的圈子里，接待小组和家庭查经取代了在主日神的话语和圣礼的中心地位。如果它们是带人进入本地教会生活的手段，它们可以非常有效，但是这些小组越是越权，自身成为目的，那么它们就会越造成伤害，而不是带来好处。当人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他们不是加入某个特别的“小组”，而是受洗加入教会。

4. 图书资料──我们不要忘了，把正确的书籍、正确的信息带给挣扎着是否接受基督教宣告的人，是很简单且非常重要的。基督教是属于书籍的宗教。因此，让福音对象读圣经，得到基本的书面指导，是单纯而必不可少的。针对不同的情况，实际上对所有的话题都有许多的好书，是非基督徒可以用心去看的。不要忘了，海德堡要理问答是慕道者开始可以看的好书。许多、许多的人因着好的基督教书籍，被带领得到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以致得救。再说一次，这里的关键是使用书籍作为其他这些方法的补充。

（五）传福音须知

1. 要清楚你信什么，为何信。认识圣经，认识信条和要理问答。对你的信仰认识越多，你就越容易和非基督徒讨论。

2. 传福音的基本要道在于简明清晰地传递关于罪和恩典的正确信息。谈论律法和福音，而不是堕落后神选说和神的单一性！这些可以以后再谈！

3. 避免使用基督教术语。谈论真的罪，真的定罪，真的流出来的血！

4. 要有智慧和爱心！不要和一个刚刚失去一位不信的家人的人讨论定罪（reprobation）的问题。友善，有礼！许多非基督徒行事和说话是出于无知，而非恶意。

5. 对人的过往要敏感──如果他们在教会里有糟糕的经历，在一件特别的罪有挣扎等等，要理解和同情！非基督徒讨厌自以为义，而且他们有权利这样做！不要把律法和定罪轻轻带过，而是要确保他们明白你是一个被称义的罪人，而不是一个自以为义的“万事通”，跑到这里来纠正他们！

6. 抓住主题不放—─不要被分心。当交谈游离的时候，把它拉回中心话题上—─律法与福音。

7. 传福音不是为了赢得一场争论，而是引导人到基督这里来。讨论有时候会变得火热激烈—─这没问题，但是传福音的目的不是要表明你是对的，他们是错的，而是传递福音的真理，冒犯人的应该是信息！而不是你！

8. 当人对罪无动于衷的时候，使用律法。当人有疑问，表示怀疑的时候，使用基本的护教论证。当人为罪表达出罪疚的时候，陈明福音。

9. 传福音就是领非基督徒到基督这里来。让福音派基督徒明白改革宗神学是正确的，是争论性的话题。不要把两者混淆。

10. 尽可能抓住所有基督徒都认同的共同点，和非基督徒交谈的时候把基督徒内部两败俱伤的争论放在一边。非基督徒不会非常关心为什么信义宗对主的晚餐的看法是错误的，或者浸信派对婴孩受洗的观点是错误的！这可以在要理问答的时候讨论！

11. 尽可能用事实是如此的方式讲论基督教—─“耶稣做了这件事，”“耶稣说了这句话，” “人听到他说，看见了他，”等等。不要用主观性言语的方法—─“这对我有帮助。”

12. 祷告求智慧。

13. 相信圣灵通过神的话语动工的能力！直接从圣经列举经文，说明是谁说的。耶稣说，保罗说……而不是，“我认为”，“依我看”。

14. 不要过急。不要因为一次见面，人还没有预备好信靠基督，就认为有效的福音布道没有发生。福音预工同等重要。你可能播种，但可能要其他人来浇灌！

15. 把人看作是你关心的对象，而不是你皮带上的扣眼！只要可能，就要建立关系和友谊。

16. 不要忘记先知在自己家乡是不受人悦纳的。你带领你自己不信的家人（或与你亲密的人）归主的可能性是很小的。祷告求其他人来向你的家人传福音！

17. 不要强迫。如果人拒绝，嘲笑，或者不感兴趣，就退一步。找另一个时间和地方。如果重复努力去传福音，某人依然还不愿意听你要说的，“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到另外一座城去！”

18. 愿意向人提供他们需要的资源：愿意给他们一本圣经，要读的合适的书，肯定的是要邀请他们来参加你的教会或查经班，等等。

19. 祷告求神给你传福音的机会。为你的教会祷告，求神祝福对他话语的传讲，求他把非基督徒带到我们当中，求他祝福教会，使教会增长。

20. 要成为一位忠心传福音的人，你不必成为一个讲求实际的阿民念主义者！改革宗传福音之道很简单，就是对人用爱心说真理，说诚实话。

作者简介：

Kim Riddlebarger博士：加州安纳罕市基督改革宗教会（Christ Reformed Church）牧师，加州威斯敏斯德神学院系统神学客座教授。

与人合作主持The White Horse Inn 电台节目，并经常在《当代宗教改革》 （Modern Reformation

http://www.modernreformation.org/）以及Table Talk杂志上发表文章。

本文选译自他的文章Telling People the Truth in Love：A Reformed Approach to Evangelism。

（http://www.christreformed.org/resources/sermons_lectures/00000069.shtml?main）

Kim Riddlebarger博士联系方式：

Email：kim.riddlebarger@christreformed.org

博客：http://kimriddlebarger.squarespace.com/the-latest-post

所在教会网站：http://www.christreformed.org/index.shtml

《天路历程》的作者

10. 约翰•班扬传记近日出版

文 / 杨声

“现在他已不去揣测不同政局变化的含义，一心只传扬基督。” ——《班杨传》

近日“新教著名人物传记译丛”推出第4本传记《班扬传》，该译丛此前已出版的有《加尔文传》、《爱德华滋传》和《司布真传》。

约翰•班扬（又译本仁约翰，1628－1688）是英国著名作家，16岁时参加克伦威尔领导的议会军。战后回到家乡。他经历了漫长的信仰挣扎，最后确知自己得救并受洗，并且加入不从国教派的浸信会。随后，他开始讲道和写作，1660年因“不从国教”被捕入狱，随后在监狱中度过了12年多的时间，很多作品都是在监狱中完成的，包括《天路历程》。据说《天路历程》是历史上仅次于圣经的畅销书。

本书温馨可读，它交代了班扬贫穷而粗野的童年，也叙述了班扬漫长的信仰挣扎，直到他有了得救和重生的确据，得到了内心的平安。这一点上班扬的挣扎比司布真更为漫长。而本书后半部分交代的是作为传道人的

班扬，他的忠心和他的能力。

一般人仅因《天路历程》以班扬为著名作家，其实，班扬首先是一个传道人，而且是英国不从国教者的传道人。

作为一个传道人，从《班扬传》可以看出班扬有如下特点：

一、 作为补锅匠之子，他没有受过高深的神学教育。他的神学是在自己漫长的信心试炼和不从国教者的教会里“学习”到的，但班扬却拥有属灵真知识和严谨的神学立场。

二、 班扬的讲道极有能力，以神学著称的约翰•欧文则曾对班扬说：“我愿意用我所有的知识交换你在讲台上的能力。”

三、 班扬是一个坚定的不从国教者。由于英国宗教改革的不彻底性，英国国教留下了大量的天主教遗风。到17世纪初，已有一批清教徒决心完全抛开英国国教，成立自己的教会，他们被称为“不从国教者”。班扬为此三次入狱，而他几次被捕的罪名大多是“非法聚会罪”。在这些过程中，班扬表现了自己作为一个传道人是如何地忠于自己的呼召，“敬重自己的职分”，面对逼迫，他半步都没有退却，因此以“不从国教者”的身分数次被捕入狱。

1666年 7月班扬第二次入狱，这次入狱期间他开始写作《天路历程》。

1675年，班扬第三次入狱。这次入狱使他完成了第二次入狱时已完成大部分篇幅的《天路历程》。6个月后《天路历程》脱稿，班扬出狱。仿佛他一生的牢狱之灾就是为了写作《天路历程》而精心预备的。

本书这样评论这次出狱后的班扬：“现在他已不去揣测不同政局变化的含义，一心只传扬基督。”

为了配合班扬一生追求“信仰自由”的主题，本书附录了《清教徒：信仰自由的拓荒者》一文，介绍数百年间清教徒们前赴后继追求信仰自由的历程。相信班扬和清教徒们的经历，当代的中国信仰者读起来定会十分亲切。因为我们的处境与他们十分相似，正如《传道书》所言：“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班扬传》，萨姆•韦尔曼著，朱文丽译，华夏出版社出版，定价18元。

Table of Contents

目 录

发刊词

中国教会的存在形式探讨

政教关系与登记问题

内聚型教会与外展型教会

教会发展中的问题与挑战

奉献与传道

圣徒与战士

用爱心说诚实话

约翰•班扬传记近日出版